多地出台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破解低生育率需综合施策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潇枭 北京报道
2018-08-22 07:00

破解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如何应对“低生育”?

在2016年正式放开“全面两孩”后,二孩对生育率提升的刺激效果,却只体现了一年时间。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

生育意愿降低——育龄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预期加剧,许多人为此担忧不已。然而,生育意愿低其实只是最终的结果,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以及养育成本高让许多人新生犹豫。如何降低大众,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成本?或许,这并不仅仅只是金钱的问题,还需要配套政策和设施的完善,从多方面进行推动。

面对低生育率,政策应该如何抉择?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指出,“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生育作为家事,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人口作为国家核心资源,需要有更长远的打算。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已经先行出台鼓励政策。今年6月以来,辽宁、新疆石河子市、山西、湖北咸宁等多地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进行奖补、延长产假、加大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提高儿童照料教育资源配置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他们在生育政策选择上有分歧,但普遍的政策建议是,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今年29岁在北京工作的张远(化名)去年底成为新手爸爸,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不考虑生二胎。

张远妻子在一家国企工作,生育险、生育报销都不错,但他表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生产过程中孕妇和孩子的保障程度不够,综合经济、精力、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养两个娃都不太实际。

“只有在解决人性关怀的基础上,才会有积极的生育政策。”张远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有自己的期待。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2017年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占比超过一孩的年份,一孩绝对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

“二孩政策确实有效果。一孩数量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二是生育率下降。大家低估了一孩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尽管对生育意愿下降是有估计的。原来我们做研究,一孩生育率指标基本不变,一般保持在接近99%的水平,我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现在大概下降到90%左右的水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时,预计2017年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当时保守估计新生人口数量在2000万,但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00万。2017年二孩数量有所回升,说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新生儿数量要低于2016年,在于一孩数量下降,一孩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预示晚婚晚育成为更大的趋势——生育总量在下降。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有过去堆积的因素,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二孩比例会下降。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生育意愿的下降等,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虽然生育意愿下降,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2017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8.1亿人,占比接近59%。

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从宏观视角来看,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

王广州指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包括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关键在于养老金、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总量比如总规模14亿人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当我国老龄人口达到30%,整个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等,都会相对疲软。”陆杰华指出。

改善生育环境

低生育率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因此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措施来解决。

正如有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吐槽,高房价、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是现实中的“避孕药”。

“人口政策的复杂性超出大家的预期。育龄妇女不是机器,更不是工具,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定位。公共政策需要系统设计,要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需要改善生育环境,生育一孩、二孩、多孩都面临压力,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广州直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把二孩或二胎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对适龄妇女的生育要鼓励,包括产假补助、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税收优惠;还有围绕小孩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需要有细致的考虑。”杨良初指出。

减税、财政补贴、完善配套机制等,是较普遍的政策建议。“80后、90后不生的原因有很多,养不起、无法平衡生育和工作、没有人帮忙托幼、谁来带孩子等,需要综合配套措施加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女性就业,如果生两个三个孩子,潜在会影响女性就业、影响企业或单位用工成本,需要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陆杰华指出。

(编辑:陈洁,如有建议意见请联系:zhouxx@21jingji.com,chenjie@21jingji.com)

周潇枭

21世纪经济报道政经版块资深记者。白日行走财政界同百儒品言论道,深夜俯身电脑旁虑社稷乾坤方圆。犀利笔锋之间不失感怀温润,特立独行之余破解财税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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