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解读新供给经济学

从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后，逐渐拉开了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来完成。

而实际上在2015年以前，国内对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兴起。著名的财税专家贾康，就是其中之一。贾康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供给经济学的专家，2012年初，他和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探究从供给侧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经济理论。第二年底，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至今已成立5周年，目前由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担任理事长，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任监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任院长。

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推动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对当代中国有何特殊意义？贾康给出了最新的答案。

要点速读：

1、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解释不了的部分，用赶超战略去解决，这是二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2、现在中国80%左右是间接金融，不断有重复计算，M2特别高；美国正好相反，其直接金融占比接近80%，美国的M2差不多是GDP的一倍，而中国可以高达两倍，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以间接金融为主有关。总的来说，要通过发展直接金融去制约宏观杠杆率。

3、财政政策总体来说，有积极的特征，但是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政策和更合理的掌握，这方面要说有欠缺，也不必讳言。但是如果说现在财政政策不是积极的，这肯定也说得过分了。

以下为专访精编：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它的理论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贾康：我们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注意到经济学已经形成的主流成果，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理论是必须为实践服务的，在实践提出挑战性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特别注意在原来的需求管理相对成熟的一套认知基础之上，丰富供给管理这个框架之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后来我们形成的是对于供给侧的重视，对应到了新供给经济学这个框架性的学科建设上。新供给经济学是在基础理论层面，实际上呼应了、也在努力支持着我们现在称为战略方针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特色是相当鲜明的。我们作为研究者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在这个基础的层面来进一步务实地做好理论研究工作。这样可以给我们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提供一些参考的研究成果。

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已经陆续发出一些文章，比如我本人较早可查的是在2008年发表的关于理性供给管理的文章和学术论文。在2011年前后，我们组建了新供给经济学这个取向下的研究团队，开始设立研究所。后来2013年正式注册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这是一个民间的智库。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两者有什么区别？

贾康：这两个学派都特别重视供给侧，言下之意就是要特别注重需求侧没有聚焦的结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注重结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的战略思维与新供给经济学明显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不同经济体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况下，运用比较优势的学理，形成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实现发展中经济体的现代化。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这时候，中国出多少钱也买不来美国手里有比较优势的供给品。

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提升到赶超战略，虽然赶超有可能出现违背规律的偏差甚至失误，但是人类社会不断出现各种赶超，历史上有英国通过追赶赶超了荷兰，后来有美国通过追赶赶超了英国。在新的经济时代，中国争取和平发展，去缩小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也是一个追赶的战略思维。

总的来说，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解释不了的部分，用赶超战略去解决，这是二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供给学派有什么区别？

贾康：美国的供给学派曾经在里根经济学那个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被学术上评价为体系性不足、以政策主张见长的所谓政策流派。它特别强调政府无为而治，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之下，以减税为主，来使供给侧的潜力、活力得到发挥。我们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局、长远合在一起，是对一个战略方针和整个现代化发展主线的一种系统工程式的表述。所以这两者之间重大的差异非常值得我们做清楚的认识。

网易研究局：现在有质疑认为，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对市场干预比较多，你怎么看？

贾康：这个干预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美国的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无为而治最好，减税就能解决问题。而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减税，还包括税制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的改革事项，是一个大的系统。

我们所称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做到理性的供给管理。这个理性的供给管理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而守正出奇。守正是要遵循市场决定论所体现的共同的规律，出奇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去寻求创新。出奇就要有风险，我们必须承担风险，要寻求出奇制胜的结果。

网易研究局：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降成本”还有多大空间？

贾康：“降成本”关键就是要降制度成本，企业自己能降的那些成本，政府不用去操心。

政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里当然包括税制的优化，包括营商环境的改进，包括企业很多隐性负担造成的成本因素的消除，这是配套改革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企业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怎么降低？要涉及到基本养老等体制的改革。养老金这方面，必须把现在地方的比较低端的统筹，上升到全社会统筹，这样它的互济功能才能明显提高，那么就可以把基本养老金缴费的数额降低，就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这是需要通过改革去解决的问题。

在五险一金外还有很多行政性收费，这些行政性收费五花八门，但是都有红头文件的依据。要通过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的改革、拆香火式的改革，使这些文件从现在的有执行效力，变成可以把它们取消，把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负担，通过拆香火这种方式降低。

网易研究局：目前去杠杆的争议比较大，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中国还应该继续去杠杆吗？

贾康：现在的去杠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大家所谈的实际上是货币政策当局要掌握M2的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怎么控制？除了具体管理操作之外，如何改变整个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视角。现在中国 80% 左右是间接金融，不断有重复计算，M2 特别高；美国正好相反，其直接金融占比接近80% ，美国的M2 差不多是GDP 的一倍，而中国可以高达两倍，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以间接金融为主有关。总的来说，要通过发展直接金融去制约宏观杠杆率。

网易研究局：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吗？

贾康：财政政策总体来说，有积极的特征，但是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政策和更合理的掌握，这方面要说有欠缺，也不必讳言。但是如果说现在财政政策不是积极的，这肯定也说得过分了。

财政政策主要的指标除了赤字和举债之外，还有种种实际生活中我们要看到的隐性债务，这也增加了财政政策的积极因素。大家很担心地方的一些隐性债务，但隐性债务实际上也是财政政策积极扩张，但是它带来的风险又不可忽视。

综合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怎样才能更健康、更合理，一定要更多注重它的结构。结构优化就意味着并不是简单的减税，一味扩大举债。要特别注意，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安排，去扩大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内需，这两方面的内需都有空间。

网易研究局：如果继续金融强监管，会不会导致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

贾康：金融强监管带来的效应肯定是大家感觉流动性收紧了。但是整个政策的基调现在已经调整，现在最新的说法叫做松紧适度，实际上已经不再按照稳健中性来强调。监管应该有一定弹性且更着重于制度的精准化，防止一刀切式的、偏激的监管方式，不能把看到风险点以后的经济活动都统统摁死，那是没有真正贯彻中央所说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精神实质，而试图通过形式主义来表现监管部门的政绩非常容易犯的错误。这方面也值得再做更细致的分析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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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见习编辑,吴桂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