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有创新的意识，但高效率的落地实施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索。”9月8日，在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
此次咨询会以“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打造全球创新聚集高地”为主题，邀请了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等参加此次咨询会议。
南京市市长蓝绍敏在介绍南京目前发展情况时提到，南京尽管拥有丰富的高校、创新人才和创新平台等创新资源，但南京科教资源优势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创新优势，南京科技创新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创新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科技工作转型慢、新旧动能转化慢、科技成果转化慢、原创性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等。
南京创建创新名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蓝绍敏提出“五问”：“如何打造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如何更好地推动创新资源持续集聚”、“如何实现深度的跨界融合创新”、“如何更好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以及“如何使南京创新名城建设更具竞争力”。
对此，与会专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当下，如何实现创新城市的建设，从体制机制、贸易、科研、金融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三低一高’、加杠杆等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现阶段的创新发展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增加经济中的科技含量。”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我国已经有创新的意识，但高效率的落地实施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索。
许善达将我国的创新环境与美国作了对比，指出两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美国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利用他们对未来的敏锐嗅觉，提高创新效率。在所有专利授权中，我国企业专利授权只占到18%，而发达国家企业的发明专利占80%以上；我国企业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占1.6%，与美国的40%还有很大差距。
同时，美国政府推出了各类支持创新的政策，如2018年企业可将技术改造购买设备的投资一次性计入成本，不用提折旧。相当于政府为企业提供了21%的无息贷款，用于帮助创新企业增强创新活动风险抵抗能力。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作用相互协助，是提升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军民融合”体制也有利于提升科研创新效率、提高成本。
“尽管现在我国的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互动，但范围和深度非常有限，最多称之为‘军民结合’。”许善达强调，“军民融合”是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基础。
从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政策设计角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提出，创新型城市的要意是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要重新定位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尊重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重视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还要注重产学研结合、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结合。
陈清泰认为，创新型城市要优先闯过增长方式转型这一关，关键是重新定位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通过营造创新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自主决策并承担创新的风险；市场则为创新提供动力和平台，并使成功的创新获得溢价变现。在我国即便是在同一个大环境下，不同城市的小环境的差异对创新资源的聚集和效率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以深圳为例，介绍了不同城市的“小环境”对创新的影响。
“建设创新型城市有两个重要条件值得重视。一个是建设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另一个要有更高的研发强度。” 2016年，南京研发投入320.3亿元，研发强度为3.05%，在国内排名第9，与深圳的4.2%，以及韩国、以色列4-5%的研发强度相比，仍有提升的空间。地方政府需要摒弃“大企业崇拜”的作风，需要将活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视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础。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从自己多年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经验出发，指出“基础研究”与“顶尖人才引进”对于创新的底层基础及支持性作用。
“例如1984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单克隆抗体的发现，如今为世界创造每年1000亿美元的市值。中国太过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但极容易被复制。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施一公认为，尖端科研和核心技术依赖顶尖人才，而吸引人才、进行创新城市建设，依赖的是创新文化。如何在现有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留住一流人才，是南京等中国所有大城市面临共同的问题。中短期的策略，政府应该加强对现有高校的支持。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称，杠杆高企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最大障碍。2007年每年生产1单位的GDP大约需要0.8个单位的信贷支持，到2016年则需要3个单位以上的信贷支持，大量的信贷资源套牢在“僵尸企业”上，形成了“僵尸信贷”。
谈到科技创新的资金问题，马蔚华表示，“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金融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我们算过从基础研究、开发中试到工业生产的三个环节所需要资金配比是1：10：100，每个环节失去金融的支持都可能夭折。营造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环境和金融生态尤为重要，科技成果的迅速转换离不开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各类资金的大力支持”。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王新奎则从全球贸易的角度，阐释了数据成为新的全球流动要素后，涌现的新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城市发展如何拥抱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问题。
王新奎认为，创新是有实体的技术基础。从全球范围来看，大概有三个趋势。
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以中美贸易冲突为标志。
二是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以WTO现代化贸易改革为核心。
三是创新全球化，以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为核心。
王新奎认为，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创造、探索数字经济的监管管理模式的创新，可能是政府面临着第一个挑战。
“ 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管理模式，用管理货物的办法、管理传统经济的办法去管理数字经济，那政府一定是疲于奔命，一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是创新成果即使有了，最后投向市场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非常差的营商环境。”王新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