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从中美贸易争端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两条主线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我们必须认真追溯美国这一政治行为的逻辑根源。

在国内政治话语中，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时常被喻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它或许只是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一定总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明确的是，即使从中方的角度而言，这个压舱石的重要性也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凸显。因此，要真正理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有必要跳出当下的贸易摩擦，从中美关系大历史的角度思考上述问题。回溯中美关系的历程，从1776年美国建国至今，有两条主线贯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是通过贸易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繁荣的商业梦，二是通过贸易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美国自由帝国秩序温顺盟友的帝国梦。

美国对华的商业梦

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源远流长。据相关史料记载，美国独立战争先声的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北美殖民地人民倒进大西洋的茶叶便来自中国。1784年2月，一艘满载北美特产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历时半年后到达广州港，正式翻开了中美贸易史的第一页。这艘帆船承载了北美13个殖民地对中国的商业憧憬，因此它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中国皇后号”。

“中国皇后号”带回去的丝绸、茶叶、瓷器和手工艺品，让其投资者获得了巨额回报，但是也开创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先例。事实上，北美13个殖民地之所以发起独立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推行的重商主义导致这些殖民地在与英国的贸易中处于逆差。然而，独立之后的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极力推崇重商主义（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是最好的代表），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如高额关税）来实现贸易顺差，达到提升美国国力的目的。

让美国人始料未及的是，从1784年至今，他们对中国的商业梦（更准确的说是贸易顺差梦）一直停留在南柯一梦的阶段。“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的时候，恰逢“康乾盛世”——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结果是美国对华贸易连年赤字。从184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百年耻辱”——深陷内乱与外患的中国人既无力购买美国商品，也无法安心从事商贸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中美在近30年里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贸易才慢慢走上正轨。然而，除了1973-1982期间存在小规模顺差，从1983年开始迄今，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赤字，并且逐年迅速增加（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2017年接近3000亿美元，几乎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一半。

既然30多年来对华贸易都是赤字，为什么在特朗普之前没有任何总统对中国发起如此规模的贸易战呢？相反，正是由于美国的大力支持，中国才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真正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员。美国国内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集团（如农场主和跨国公司）的强烈支持自然是中国加入WTO 的助力，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中国抱有的“帝国梦”。

从商业梦到帝国梦

由于特殊的建国背景，自由主义（liberalism）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国家基因的一部分。从第一批殖民者抵达北美大陆开始，民主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观还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在《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三个历史性文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和体现。无论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还是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些经典著述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美式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虔诚信仰的“世俗宗教”（secular religion）。伴随着美国国力强大，美国政界逐步形成了美国天命的世界观。美国注定有“天命”要对全世界进行“民主改造”，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世界，这个世界中美国扮演着罗马帝国的角色。

在这个世界观的驱使下，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式价值观。前苏联的解体则被美国认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决定性胜利，迎来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在后冷战时代，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美国决策者最终选了接触而不是遏制。前总统克林顿2000年3月8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场演讲最好地解释了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他说：“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当个人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将需要更大的发言权”。

这就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梦想，即通过经贸关系推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最终推动中国成为日韩或者菲律宾式的 “温顺盟友”。然而，近几年，美国国内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已经形成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道路，让他们对中国的期望落空。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在从各个方面积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严峻威胁。

中美贸易的未来

特朗普是高举“美国梦”的大旗入主白宫的，而他的美国梦就是“让美国重新伟大”。在他看来，美国不再伟大的标志之一就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巨额赤字，因此让美国重新伟大就必须减少贸易赤字。对华贸易逆差几乎占了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一半，因此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直指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落败了，希拉里也会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吗？换句话说，当前中美贸易争端有多少是特朗普的个人因素造成的，有多少是美国内政外交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如果前者更重要，那么中国就可以与特朗普展开持久战，直到他卸任总统，同时积极动员支持对华贸易的美国政治精英和选民集团。如果后者更重要，并且贸易冲突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就必须制定新的对美战略。

各种迹象表明，当前贸易战更多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而特朗普只不过是这些结构性因素的特殊载体。没有特朗普，中美之间也多半会爆发贸易摩擦，只不过爆发的时间和形式不一定相同。

反自由贸易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诉求之一。在右翼民粹主义者眼中，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内精英纵容和包庇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移民，他们联手牺牲中下层白人的利益。然而，当前这一轮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始作俑者并非特朗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开始盛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减税、自由贸易、金融去监管、减少社会福利、限制工会的权力，其结果却是让美国中产阶级严重缩水，贫富悬殊恶化，而中下层白人又占美国中产阶级的绝对多数。

经济状况恶化，再加上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价值——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正确运动——使得中下层白人处于焦虑和恐惧之中。然而，让他们失望和愤怒的是，政治精英更多关注的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少数族裔和同性恋的权利，而不是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以及他们固守的价值观。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在中下层白人眼中，他们自己已经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鉴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高度极化以及全球化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的负面影响短期内不会消失，即使民主党赢得了中期选举或者2020年白宫易主，右翼民粹主义这个幽灵也会继续在华盛顿上空徘徊。因此，即使没有特朗普，中美贸易摩擦也不可避免。即使有了特朗普，中美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如美国国内产业升级和人民币汇率）也决定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会一夜之间减少或者消失。

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中美之间的实力消长。从184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进入了衰落期，而美国却迈入了崛起期。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未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中国从未面对一个弱小的美国。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逐渐崛起，并且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崛起的速度加快。与此同时，美国却在经历明显的相对衰落，尽管它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习惯了霸权的美国——或者说霸权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基因的一部分——似乎不愿意接受崛起的中国，尤其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长期性（虽然不一定是悲剧性的），而贸易摩擦将成为双方战略竞争的最前沿阵地。

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对美国而言则是美国塑造的世界秩序“朝贡体系”，其经济目的捆绑于政治目的。这也注定了美国并不会像中国这样尊重WTO机制规则，如果这些国际规则不能服务美国的战略目的，美国的选择会是另起炉灶。类似于1980年代，美国抛弃关贸总协定，建立WTO，这也是中方政策制定时必须要考虑的。(编辑 李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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