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信托融资回暖 业务方式规范

基建信托融资回暖趋势愈发明显。用益信托近期发布数据显示，8月基础产业类集合信托成立规模为106.55亿元，环比上月大幅上涨。

“从上半年就已经有回暖迹象了，公司5-6月份以来需求增长相对明显，7月份高层定调‘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之后，大家在风险上吃了定心丸，在风控政策上比以前放得更宽一些。”一位西北地区信托公司高管称。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基建类信托增长的可持续性存疑。其实在近期基建类信托回暖之前，基建类项目经历了一波下行。分析认为，基建类信托规模下滑主要与打击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清理PPP变相融资等因素有关。

在地方政府融资不断规范之下，基建融资也愈发规范，从最早遍地担保函，到此后应收账款类信托融资凸显，至目前已主要为企业融资。

“老一套行不通了。现在基建业务主要有两种：一是PPP业务，二是跟承接基建业务的企业做融资。另外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来做基建业务。”一位西南信托公司副总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基建类信托融资成本相对较高，部分高达10%-11%。

基建信托回暖逻辑

9月初，重庆信托成立“武汉城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放33亿元信托贷款。重庆信托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预计推出同类型信托计划规模将达500亿左右，推动地方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

这样大规模投入基建，可以看做基建类信托回暖的一个表现。其实8月中旬，便有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有华北地区信托公司放松了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准入门槛。9月19日，一位西部地区信托公司高管直言，今年5月份以来，公司基建信托投资较以往略有增加。

虽然各家信托公司在基建方面投放情况不一，但整体来看，基建信托融资增长趋势明显。用益信托数据显示，8 月成立集合信托规模为 895.58 亿元，环比上升36.64%。其中，房地产信托和基础产业信托是8月信托成立市场的增长主力。

具体基础产业而言，8月成立规模为106.55亿元，环比上月上涨149.45%；基础产业类成立规模占总规模比例为 12%，较上月增加 5 个百分点。

用益信托报告分析称，7月底，基础设施建设接连获得监管层发出的支持信号，基建板块要求“补短板、防烂尾”，且城投债发行出现回暖迹象，成为下半年的潜在热点。随着政策落地和基建项目审批的加快，基建投资有望趋稳，信托公司对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的投放加速。

前述高管表示，融资平台之前较多通过银行、发债融资，但是今年以来，融资平台发债难度增加，其它融资渠道减少，资金流动性压力增大，更能接受信托的高成本融资了。“一些以前不从信托融资的平台，也考虑信托融资。”

不过有业内人士预计，在“修明渠、堵暗道”政策思路下，未来地方政府将通过发行债券、PPP等模式逐渐化解存量债务，非标可能仍现萎缩。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认为，政策市带有强烈的时点性，在目前的背景下，基础设施信托可以增长起来，但可持续性存疑。

融资方式流变

伴随着地方政府融资进一步规范，基建类信托操作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

在2016年以前担保函颇为常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的2015年9月51款政信产品中，24款均有财政出具支持性文件等相关表述。

至2017年时财政担保函已经较为少见，但应收账款类信托融资凸显。在2017年第一季度的45款政信产品中，有29款为应收账款类信托，占比达64%。

此后，在财政部出台《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规定，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虚构或超越权限签订应付(收)账款合同帮助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融资。

至目前，信托公司基建融资已经进一步规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梳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9款基建信托产品，没有一款产品有担保函等文件，不过其中有以应收账款为担保的产品。

如近日成立的“金兔12号贵州盘州市城乡发展贷款信托”其增信方式之一为由融资人提供现已拥有的政府应收账款质押担保。需要说明，这较以往的应收账款融资已经规范了很多。成立于2017年3月的“恒泰6号信托”直接将资金用于受让融资平台对政府的3亿元应收账款。

“2017年3、4月份，我们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函了，政府应收账款也不能作为融资项目了。但是还是有些公司还会用平台对政府的应收账款作为融资标的。”前述高管称。

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做基建项目形式上会做成一般国企融资，跟地方政府信用完全切断，但还是会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财力、再融资渠道等，虽然形式上，客观上讲，融资平台的长期还款能力仍然与地方政府财政有密切关系，因为项目还是有基础设施性质，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钱的，无非是平台先去做了。

光大信托总裁闫桂军称，现在要求名单内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规模只减不增，其融资功能受限，各地方政府都在对平台外的公司搞混改，引进市场主体。

“既然政府注入资源，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讲，成本优势明显，市场化运作则意味着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和盈利动机。因此，这类业务风险不是扩大了，而是降低了。总体看，我国每年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量依然很大。”闫桂军称。

（编辑：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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