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职业教育怎么办？
2018摩根大通-亚洲协会“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近日举行。会议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前景：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主体，是自2014年推出以来的第十次活动。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进入‘黄金时期’，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近日指出。
2017年全国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1.07万所，招生582.43万人，在校生1592.50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2.13%、40.10%。
研讨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等职业教育赢未来计划”（以下简称“赢未来计划”）的阶段性报告。“赢未来计划”自2016年项目启动，在广东、四川、贵州、河北等省的6个市的31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开展，同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在我国，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尤其面临中职毕业生学习能力与企业需求的匹配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问题将更为放大。
对于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挑战，摩根大通全球慈善亚太区主管、执行董事徐丹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接受记者专访时均表示，随着技术的更新，学习内容也将快速更替，中职教育要让学生“学习怎么样去学习”，即掌握学习的能力，来应对职业变化的挑战。
采访中，两人还介绍了国外职业教育的优秀案例，以及对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看法。
未来社会掌握软技能至关重要
《21世纪》：摩根大通是一个金融集团，为什么愿意参与职业教育这一社会事务？
徐丹：整体来讲，这取决于我们公益事业主要聚焦的领域，即致力于推动包容性经济的增长。只有相对弱势的群体在社会上有更好的就业出路，才能达此目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是摩根大通全球公益战略的重要部分，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一个是“职场新技能”，一个是“青年新技能”。对于“职场新技能”，我们的投入在过去5年约为2.5亿美元；“青年新技能”投入7500万美元，第一阶段从2016年开始，也将为期5年。
摩根大通和中国发展基金会合作了“赢未来”计划，这个项目不只提升学生的能力，还包括教师、校长素质的培训，教学理念的提升等，去改革职业学校整体的运作制度。
《21世纪》：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摩根大通有没有参与像“赢未来”计划这样的项目？
徐丹：我们“青年新技能”项目绝大多数都是面对学生和学校，帮助学生更好地从学校过渡到职场，比如在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我们都对当地职业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当然，形式上可能有点不一样。
举一个东南亚的例子，最近我们跟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合作了一个项目，就是直接针对职业学校，特别是女学生的STEM课程，给她们一些支持。以前相对来讲，这些地方的女学生学习STEM课程的比例比较低，这就收窄了她们的就业途径。那怎么样能鼓励她们，提高她们的兴趣和参与比例呢？我们选择校企合作，或者产教融合的方式，让她们的雇主知道，她们学习的效果其实不比男学生差。
此外，除了一般的职业培训课程外，我们认为技能也很重要，包括沟通技巧、团队合作、自信心的提高。
《21世纪》：你认为人工智能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哪些冲击和机会？
徐丹：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推动技术进步、取代人力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有一点很重要，即学习怎么样去学习。在未来，整个经济将不断转型，一定要在职业培训方面与时俱进，加入新的课程，新的元素。比如校企合作，学校要及时反馈企业的需求，去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方面如果不做一些改变的话，就很难可以适应未来的社会。
此外，软技能（Soft skill）也至关重要，比如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怎么样去适应新的环境、怎么样学习一个新的行业，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教育体系变得更加开放
《21世纪》：我感觉“赢未来”计划更多的是对我国的职业教育在补基础和补短板，职业教育的短板还很突出吗？
方晋：是这样。在中国整体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是一个短板，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能力建设、制度保障、政策支持体系方面，都是比较弱的。
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质量也不均衡，比如国家级示范学校、省级示范学校还是很强的，包括硬件、师资、校企合作资源相对丰富。近年来，我国的中职学校数量在下降，这并不是坏事，就是要让办学质量差、招生少的学校被淘汰。但是这也客观上带来了问题，就是让农村学生长途跋涉去别的地方读书，成本太高，所以在基层还是要保留一定数量的中职学校，不能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示范校去。
《21世纪》：调研中发现中职学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好像很多，这个让我们很感到意外，能介绍一下吗？
方晋：过去的教育取向决定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孩子都是以上大学为主要的学习目的，那么就一定要上普通高中。考试制度又对学生进行了分流，学习成绩好的上普通高中，学习成绩差的上职业学校。这种分流会给上职业学校的学生贴上标签，甚至学生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失败的，至少是学习方面的失败，所以会有心理上、社会上的压力。
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自于贫困农村的家庭，他们身上体现着贫困相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心理问题。
而且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三年之后就要走上工作岗位，甚至学了一年、两年以后，就直接要去企业实习。过早走上工作岗位，对这些年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也会承担很多心理压力。
《21世纪》：在芬兰，同一所高中的学生，如果想上大学就学习文化课程，如果想工作的就去考一些职业认证。现在我国也要普及高中，可不可以借此推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融合？
方晋：我觉得应该推动整个教育体系变得更加开放，让学生能够在不同的教育体系之间流动。哪怕一个学生在高中阶段选择了中等职业学校，但是如果想去高考，他也可以去参加高考。或者说一个学生上了高职院校，有一天想去读本科，他也能去读本科，反过来也是一样。
目前有些流动是顺畅的，比如说普通高中的学生，可以去读中职或者是高职。但是另外一条路就不是那么的顺畅。我认为要打通不同教育体系的隔阂，因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技能、能力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不能让一个学生在作出一次选择后就不能改变了，这样不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
当然，即使打通，我相信多数人也不会轻易对自己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做改变，但是只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一定会对一部分人产生作用，这是我们特别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开放教育体系。
还有很多已经工作的人想回来学习，接受正式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因此我们要让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开放，因为未来随着AI等新技术的发展，对技能的需要、职业的转换速度会非常快，人们必须有多个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场所。
《21世纪》：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很受推崇，我国应在哪些方面加强这方面的机制建设？
方晋：我国发展职业教育，要摒弃计划经济思维，不能和市场、产业脱节，否则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就不能适应企业的需要。当然，过去由于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相对较弱，缺老师，缺设备，跟企业联系也少，很多学生在职业教育学校，其实主要学的还是文化课。
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学习德国“双元制”。有一些有意识的学校和企业，他们去匹配、去合作，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个案。但是还有的校企合作，只是学校给学生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实习渠道，企业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来源而已。
因此，我国的校企合作需要制度上的设计，让合作不是流于表面，目标是提升学生技能，提升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的水平。这个任务可能会很艰巨，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做好的。
（编辑：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