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来和走出去：外资机构的中国机遇和挑战

2018年，中国金融业迎来新一轮开放热潮。一方面中国监管部门放松对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等；但另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在近些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本土巨头盘踞中国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机构在中国将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12月12日，在第十三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金融开放论坛上”，众多外资机构针对“外资机构的中国机遇和挑战”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外资机构认为，虽然经济增速从过去的日新月异逐步向平稳上升过渡，但中国市场依然巨大，存量市场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外资不但可以走进来，外资机构也可以帮助中资机构走出去。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行长陈峰、星展中国企业银行部主管林子聪、穆迪金融机构部副总裁诸蜀宁、益博睿大中华区分析与策略咨询总监赵国豪参与了题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的圆桌讨论。

以下为各位嘉宾的部分观点摘要：

陈峰：首先，我认为中国的市场相当大，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市场仍然非常大。第二，其实在中国大陆做事更多的是选择什么不做，而不是做什么，因为毕竟机会太多，但如果要全方位地做，无论是最大的机构还是最小的机构事实上都很难，所以更多的是取舍问题。

第三，从挑战而言，我认为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如何和母行沟通，以及如何能够快速地捏合一支熟悉本地市场，比较接地气，同时又具备能够跟外面自我学习，能够复制一些经验的人才团队，这也是未来外资在中国大陆能够开疆拓土或者是有一个决胜的因素。

林子聪： 星展银行目前希望可以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我们知道，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2016到了高峰，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趋势，中国对外投资还是注重“一带一路”的国家，在帮忙他们做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目前，我们在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想法就是有五大产品路线，第一个是项目融资，第二个是资本市场发债上市，第三个是收购兼并，第四个是环球贸易服务，第五是财资市场。星展银行今年也是非常配合国家的开放战略，我们在香港市场跟新加坡市场对中资企业，央企、国企、民企都发了一些债。此外，我们比较擅长做房地产信托，我们今年3月做了一笔重庆的房地产信托，这是亚洲第一笔奥特莱斯地产上市。此外，在并购领域，我们也是抓住机会为中国买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标的企业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买方、卖方的咨询服务，跟一些交易的谈判。

接下来，星展银行还将利用在东南亚的网络，利用我们在香港跟新加坡的平台，利用一些差异化的服务来为中资企业服务。

诸蜀宁：如果从评级的数据来看，中资评级机构得出来的评级结果的确高于国际评级机构的结果，但这种情况下评级机构符号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国际评级机构的投资级别一般定在BBB-，而国内投资级别则为AA-，虽然两者文字的符号不一样，但是含义是有界定的。

赵国豪：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挑战主要有四大方面。一是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与消费习惯的差异，需要注意定制本土化的营销策略；二是在中国外资金融机构通常不具备欺诈的管理优势，需要完善线上反欺诈解决方案；三是外资机构因为数据积累不足，在用科学化的方式、评分卡的方式做客户管理时没有办法透过数据的方式做统计分析；四是外资机构往往还是倾向于沿用原有国家的系统，这就会造成本土系统的“水土不服”。

问答环节：

问：请问在放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和持股比例限制的背景下，外资金融机构如何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做好本土化工作？

陈峰：首先是需要找到、培养一个适合的、接地气的团队，这十分重要。此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给外资机构提供了本土化的空间。目前外资机构在数据挖掘、征信、大数据、反欺诈技术等方面已经较为成熟，而中国市场拥有海量的数据，可以相互结合，这也是本土化应用。新技术在中国有众多应用场景，外资机构应该积极利用。

林子聪：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本土化过程中，人才是最关键的。要找到、培养、留住合适的人才是不容易的。因为一方面你需要你的员工接地气，了解中国情况；另一方面也需要你的员工在文化上可以跟总行对接，包括英语的听说读写等各项问题。

诸蜀宁：对于开放这一问题而言，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路径选择问题，即如何在行业里头平衡效率和稳定的关系，达到开放与改革之间最好的效果。“中资、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在不良率、资本充足率、利润率等指标上有明显差异。与外资行相比，中国整体的银行业是属于存款支持的，大型中资银行网点众多，对存款的吸引力巨大，我们也可以从中资、外资等不同机构的经营模式，来探索本土化途径。

赵国豪：从数据分析、策略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外资机构在数据分析的技术上面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在本土化的部分其实遇到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思维的转换，如何把自己的思维转化得更接地气一点，符合国内的市场，在面对中国金融巨头的挑战的时候可以更有弹性、更有效率地做转型、做应对。

问：从目前的发展格局来看，在华业务主要以服务在华的外资企业或者中资企业“走出去”为主，涉及到供应链金融、贸易结算、现金管理类似于交易银行的业务，交易银行这个概念在今年在中国也是特别火，我想请问一下在新一轮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外资行交易银行的业务可能迎来哪些机遇或者转变？

陈峰：在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等方面，往往涉及比较复杂的支付体系，支付体系上面就会产生这个企业的融资性应收应付账款的需求，再往上就会有利率、汇率、商品等一系列需求，外资行在偏交易型银行上也比较有经验。

目前中国在汇率、利率等产品方面也开始推出了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金融产品，再加上区块链、大数据等顶层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外资行的发展提供机遇。

林子聪：目前外资银行产品优势在慢慢消失，如果外资银行要保持竞争力，就需要创新，需要找切入点。“星展今年做了唯一一家外资人民币原油期货存款行，为国际投资提供交易存管到结算交割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林子聪表示，“此外，星展银行还和万向区块链做了一个合作，来通过区块链和数字化将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服务“四流”整合、加密，解决物流运营商的痛点。

问：与国际评级结构相比，中国对企业的评级是偏高的，在中国市场上发过债券的企业90%左右都在3A到2A，但是在成熟的国际市场，包括穆迪在内的评级体系，大多数是正态分布的，可能是3B的企业是偏多的，这和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有差别的，想请问中国这样一个现状对进入中国的境外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办法呢？

诸蜀宁：如果从评级的数据来看，中资评级机构得出来的评级结果的确高于国际评级机构结果的较多，但这种情况下评级结果符号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国际评级机构的投资级别一般定在Baa3/BBB-及以上，而国内投资级别则为AA-及以上，虽然两类评级机构使用评级符号不一样，但是风险含义是有界定的。

除了这些结果符号不同，确定投资级、非投资级的差异，背后深层的原因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机构和国内机构对信用风险的内在因素、驱动因子的看法不尽一样。比如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杠杆率、盈利水平等等各种指标，究竟什么是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对驱动因素看法的不一致最终造成了评级结果的不一致，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更清晰地、更客观地认清信用风险的内在实质，是整个行业的挑战，并不一定仅是外资机构的挑战。

问：目前，外资银行在刚进入中国，如果想要使用评分卡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信贷审批的话会遭遇到数据积累不足导致评分卡使用的问题，请问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个机构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赵国豪：其实外资机构在数据分析的技术上面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但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历史数据积累用于信贷分析。对此，益博睿透过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数据实验室的分析，透过数据模拟的方式开发出通用评分卡，帮助金融机构在缺乏历史数据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做到业务跟风险管理并行，同时积累数据，慢慢调优自己的模型。

（编辑：周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