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9年经济走势怎么看？8位经济学家这样说

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明年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

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9年经济运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财政、货币等政策具体如何配合？如何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采访了多位经济学者及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借助他们的分析，来窥探2019年经济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2018年GDP实际增速预计为6.6%，2019年GDP增速为6.3%。

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会加大；但“六稳”政策的落实，会在短期有效对冲，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会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经济运行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好。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在内外环境有变状况下，以及可能出台的改革举措，赤字率可提至3%左右。

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回归到真正的稳健。产出缺口由正转负、11月份PPI环比出现负增长等，显示金融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对冲的最好方式是盯住货币供应量指标，建议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应该与名义GDP相匹配。去杠杆进程中，不宜简单以“M2/GDP、社会融资总额/GDP”等存量指标来衡量，不能因为存量规模大，就过分减少增量供应。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一些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化，比如企业真实投资意愿低、消费基础受到削弱、基层政府出现“为官不为”现象等。

“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稳信心”不仅仅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或者跟随市场情绪进行定向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真正改革，为未来提供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改革要注重基础性、引领性、全局性的改革，即政府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2019年经济会有所放缓，建议把201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以上。

2018年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出现了民营企业困难增加、基建投资回落、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大等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也暴露出我国体制改革滞后、科技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脆弱等深层次问题。2019年要避免内外因素相互叠加，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企业和居民信心，这就需要保护产权、降低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切实降低生产成本和生活负担。

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国企、财税、金融、市场准入、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政策落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持经济基本稳定。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继续减税降费，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和赤字率，并做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引发经济下降、失业增加的财政政策预案。在“堵后门”的同时，要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稳定。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可提高到和经济预期名义增长目标持平或略高。2019年还有较大的降准空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环保手段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加快出清僵尸企业。在电力、电信、民航、军工、石化等领域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建议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通过推出房地产税给地方政府找到稳定的财源，并以此为质押，扩大地方政府发债的力度，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现有平台债务实施第二次置换，彻底切断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联系，改组为国有企业。落实扩大对外开放和降低关税的政策，适度扩大进口，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3、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严控房价上涨。在通过首付比例、利率手段等严控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房价过高的城市要增加住宅用地，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

4、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贯彻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稳定基础设施投资。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2018年GDP预计增长6.6%，2019年预计增长6.3%-6.5%。

季度经济数据波动加大，这加大了明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难度。消费、投资、进出口走势或偏弱，但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减税降费、拓展内需和补短板等政策红利的释放，明年经济的实际增速很可能低于但接近6.5%。

在三大需求走弱的背景下，宏观政策会适时适度逆向调节，且2019年会更有针对性，既有短期政策，也有中长期举措。明年政策将呈现“宽财政、稳货币、增信用”的特点。

财政赤字率可能会提高到3%以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可能扩至1.5万亿-2万亿。为缓解内需走弱压力，财政会加大定向扶持，重点支持基建、医疗、教育、环保、租赁住房等公共支出。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大财税优惠和税收返还力度，降低零售业、中小微生产企业税负，推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税、社保等改革。

在2019年不出现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会维持稳健，并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优化国内金融资源配置仍是未来货币政策的重心；市场更需要长端资金，可能进一步降准；在不搞货币刺激和大水漫灌基调下，“降准置换MLF”明年会操作2-3次；为了“增信用”，建议对同业和非标进行差异化的监管，适度放宽政策尺度。

2019年经济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叠加前期国内政策调整，是否会造成微观市场主体信心不足、投资者积极性不高、消费需求不稳等问题进一步显现。

对此，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政策协调、及时纠偏调整，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来应对不确定性。既要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及时有效应对，谨防外部风险传染；又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做好“六稳”，尤其是“稳预期”工作，进一步扩大开放，建立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

2018年全年GDP预计增速6.6%左右，预计2019年全年GDP增速接近6.5%左右，因为导致2018年经济增速回落的负面因素，在2019年将得到有效的政策对冲。

2019年“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天平会向“稳增长”倾斜，“扩内需”政策将会有落实。具体而言：

1、在宏观政策上，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广义赤字率有望回升，财政对于基建的支持力度加大，基建投资有望触底回升；减税政策有望进入“落实年”，增值税合并、减税有望落实，个人所得税抵扣有望实施。

2、在“三驾马车”方面，一是对于“稳投资”，除了“稳基建”外，宏观和行业政策可能会允许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周期行业的产能扩张，支撑采矿业、制造业的投资增速维持在高位甚至回升；二是对于“稳消费”，除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外，不排除会出台一些消费刺激政策，主要体现在耐用消费品领域；三是对于“稳外需”，出口退税、减税等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和范围。

3、在行业政策上，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尤其是服务业。

4、“防风险”会一定程度让步于“流动性”，2019年流动性和信用扩张有望改善。降准可能进行2-3次，并伴随小幅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适度降低市场资金成本；“宽货币”会逐渐向“宽信用”传导，社融增速可能会逐渐接近名义GDP增速；至于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针对表外融资可能会有所放松，部分监管规定将适度松绑。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

2018年GDP预计增长6.6%左右。2019年实际增速可能在6.4%左右，因为经济三大需求（出口、投资和消费）有一定下行压力。

财政政策方面仍然定调为“积极”，货币政策方面仍是“稳健”，但实际上可能是双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2019年赤字率预计将小幅上行至3%左右，广义财政口径的赤字将提升更加明显，包括2万亿左右的地方专项债。当前财政收入增速趋缓，有一定的行政原因，因此仍有必要进行税费改革，预计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达到1.5万亿左右。

当前经济不是货币问题，而是信用收缩问题，预计2019年央行货币政策会多从这个角度出发。降准空间比较大，2019年可能降准3-4次。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下调的概率正在加大，预计会有1-2次降贷款基准利率，具体时间可能是年中前后。针对信用风险，央行可能实施中国式量化宽松。

针对影子银行、表外融资的监管政策，监管政策已经有了放松，但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仍然视这个为很大约束，后续监管层可能会进一步松动。

2019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更多的应通过开放、改革来“做好自己的事”，提升企业效率，使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支持技术创新。

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不是容易，主张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1、可以加大对内（民企）对外（外资）开放垄断行业，包括通信、能源、金融等领域，切实提升这些行业的效率。

2、顺应全球趋势和经济效率的要求，统一财政补贴原则，从而对国企形成真正的硬预算约束，切实对僵尸企业进行处理。

3、清理一些土地、城市规划等制度上的障碍，为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制度空间。

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2018年GDP增速预计6.6%左右，2019年预计经济增速趋于回落。

总需求总体回落。居民收入增速的回落、房地产挤压效应与部分消费需求供给不足，共同制约消费增长，2019年消费增速趋于下行；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下滑，基建投资能予以一定对冲，投资总体增速可能会有所下行；在高基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等作用下，即便政策能有所对冲，出口增速下行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稳增长将更加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力度会加大，财政赤字率或重回3%甚至更高，专项债增至2万亿左右，减税降费重点在增值税、出口退税、非税负担、社保等方面。

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权衡，整体上将保持稳健偏宽松，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存在降准、降息可能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待疏通，可以考虑调整MPA考核体系、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式来进行。监管政策方面，可能进一步明确非标的定义，在监管方向不变的基础上政策可能有所放松。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基建投资增速能否回升，起到稳增长作用。

短期通过基建稳增长，可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应该侧重于减税降费、激活企业活力、扩展民企投资空间、破除居民消费升级障碍，建立新的激励兼容机制等，以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

2018年中国GDP预计增长6.6%，2019年增长目标可能定为“6.5%左右”。

三大需求贡献来看，2019年外需会因为国际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而走弱；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政策更加积极而回升；消费的贡献变化不大。

2019年宏观政策会更加明显地转向“稳增长”，货币政策会延续稳健偏宽松。

2019年赤字率应该会突破3%，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预计会突破2万亿。财政更加积极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作用会比减税更显著；考虑到正规财政口径的支持力度有限，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加以满足。

2019年应该推进“货币与信用双宽松”的政策导向，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引导资金从金融市场进入实体经济。当前制约实体经济的瓶颈不是利率，而是融资的投放，所以，现在不需要降息，但需要放松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限制，打通社融进入实体的通道。在清理表外融资时，需要更积极的表内融资投放来对冲其影响。

2019年国际经济和中美关系仍然面临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稳定内需来对冲。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受房地产降温、抢出口效应结束、信贷周期下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预计2019年增长6.0%。

我们认为2019年消费增速会进一步放缓，投资增速受基建投资的推动或有回升，进出口增速均有所放缓。

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度宽松态势。在明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情况下，预计会有更多宽松/刺激政策出台。

财政政策方面，2019年赤字率预计将达到GDP的4%，地方专项债券发行量也会高于今年的水平。会继续减税降费措施，特别是增值税下调的可能性很大，针对部分行业的企业所得税也有下降空间。

预期2019年累计降准250基点，利率保持不变。信贷周期仍将处于下行阶段，已经偏紧的监管政策继续收紧的可能性不大。

2019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中美贸易摩擦走向，房地产市场。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中国要做好谈判赢得时间，从长期看中国企业要提升技术含量，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对于房地产市场，应取逐步消限价限售等非市场化的行政措施，形成长效机制。

2019年中国需要推进的改革（按优先顺序）：市场开放、国企改革、税收改革、房地产制改革，土地改革。

（编辑：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