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过去四十年我们以追赶为主，将来应该走向引领发展
导读：“最底层的科技支撑一定是基因科技，公共投入不加大会错失机遇窗口期。”
在深圳大鹏新区一隅，群山绿树环绕，眺望远处海面，有一座状如梯田的建筑物，正是国家基因库。走进基因库前，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迎宾”的孔雀和“远道而来”的火烈鸟，以及两座高大的猛犸象模型。
而这座国字号的基因库也正是由改革开放前列深圳的“明星企业”华大基因承办。2011年10月，深圳国家基因库建设方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部委批复，并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组建及运营。
12月2日下午，在国家基因库，今年64岁的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回顾他带领华大基因从一所华大研究所一步步走向A股“争议网红”的历程。
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北山道的华大基因总部办公楼，是一栋8层高的长方形建筑。在这里工作的华大员工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爬楼”上班，电梯几乎成了摆设。
在大多数人眼中，华大基因是做基因测序的，在业内有着“生物界腾讯”和“基因界富士康”之称。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GDP从世界排名第15上升到第2，年均增长9.6%，人均收入从185美元增加到今天的8836美元，年均增长7.6%，城镇化率达到58.5%，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仍在追赶的道路上未曾停歇。从传统的化学制药到基因检测、生物制药，生物医药全球的下一轮洗牌中国需要借助改革的契机弯道超越。
在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汪建就和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的遗传学博士杨焕明在宣布代表中国承接该计划1%的测序任务。如此“疯狂”行为的结果就是，华大基因就此诞生，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部分工作。中国因此参与了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2002年冬到2003年春SARS病毒肆虐全球，华大基因成为国内第一个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企业，并在全球首个公布SARS诊断试剂盒。
2007年南迁深圳后，华大基因成为继华为和腾讯之外的深圳第三宝，正式开始进军产业。
“深圳能容纳我们是最大的幸运”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实践者，你认为什么经验最值得总结？
汪建：从生命科学的行业角度，我们过去四十年以追赶为主，而将来应该走向引领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财产的共有，到命运共有，将是一个重大的提升。
《21世纪》：从科学家的角度回看这四十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
汪建：也是追赶。1978年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四十年来，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的贡献有待提升，这和我们的大国形象是不符合的。
我们国家真正发力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但是强大的惯性发展使得我们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始终不够。我认为人类的核心进步还是科技，整个GDP的增长，和几个重大的转折点，实际上都是科技突破以后才有的。
《21世纪》：华大基因作为一个企业是不是算你作为企业家的一种实践、应用？
汪建：我不那么看。华大从来都没自称企业，我们承担国家的公共事业。华大诞生的那一天，就是个公益机构，从来就没变过。
而且没有科技突破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从1到10，10到100，谁都可以做，像非洲进步那么快、印度进步那么快，后面是好做的。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欧洲牛顿为首的那一批科学家。什么都要饮水思源，不要放大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只是在竞争中强一点而已。如果竞争中弱一点，就多几个，少几个垄断。
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企业家，我就不爱听这个名字。而且华大在我的词典里从来没有企业两个字，我在任何公开场合，我从来不讲这个词。华大基因一成立就是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去的，这一点从来就没变过，中国找不出第二家。
《21世纪》：你认为该如何评价深圳这些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回顾华大基因迁到深圳的原因有哪些？
汪建：与很多城市相比，深圳是不断前进的，你一旦做出成果，它就马上聚焦。
当时的讲法是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四季花开。在2006、2007年，全世界根本不看好的情况下，深圳能容纳我们，是我们最大的幸运。到了2007年年底做出成果，深圳政府便快速给我们各种各样支持。
“我从来没不必要的强硬过”
《21世纪》：如果非要用数据切分，科学家与企业家这两个角色，在你身上，各占多大比例？
汪建：我最多是科学出身的人，不小心做了这个机构（华大集团），不是家，最多是洒家。我天天给大家上课，同时还带了很多学生。
上市公司是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华大的核心是华大研究院、基因库、华大学院、GigaScience这些非营利机构，不断地诞生出新的产业发展方向，现在是医学服务，将来还有农业、医疗、健康服务等。把前沿科学的东西，放到实践中去。
我们总结来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重大问题是自上而下的。基因科技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所以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与自下而上的新兴发展并没有完全对接上。但是自上而下觉得这块很好，应该给予一定支持。
这是两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是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
《21世纪》：华大是个组织机构，组织体，您作为灵魂和导师，做出的决策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作为决策人，是否有强行要他们执行的时候吗？
汪建：我有一票否决权。比如做人类基因组计划、从北京搬到深圳来的时候。真正生死问题上往往是少数人的决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何苦认真。这事不可能有共识，如果有共识就不可能有颠覆性的创新，一定是大家都不认知的时候。
犯错了就改正，不会是重大失误。我们有明确的大目标，目标不变，我们不会伤害到社会和自己。我们就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人，生优病少、久久健康。
《21世纪》：参加全球基因组计划出于怎样的背景？
汪建：回顾参与全球基因组计划的历史，我们当时真实的想法是，第一个干这个事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干十几年。第二个，这条路山高水深，谁都不知道，没准可以搞出些花样来，有点冒险，有点觉得好玩。第三，做完了肯定是个名垂青史的事情。不说伟大，实在就干。人类基因组计划后面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算企业那些雕虫小技呢。从此以后，生命由此改变。
我的很多言论是很有争议的，但是你放到桌面上，我们认真讨论，我没有一句话经不起时间和空间检验的。但大家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就很难说了。
《21世纪》：王石今年出任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如果遇到和王石不同观点怎么办？
汪建：王石来了之后就不断约我喝茶吃早饭、洽谈。凡是有理的对我都管用，坚定的科学观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是不会错的。底线不变，痴心不改，就不会出太大问题。政治上不会，经济上也不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团队。
他和我都没有私心杂念在那儿。如果带有太多的情感，带有个人的争强好斗。哪怕是没有利益关系，面子也是利益。如果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那么只有说华大怎么为人类作出更多的事情来，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下能够顺利地跨过去。他从来就没认为华大有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如何走得更通畅一点的问题，王石会提出一些非常中肯的、直截了当的建议。
《21世纪》：刚才你说到王石，你和王石是山友，现在又是同事，认识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这个人？
汪建：我愿意用他最近的这段讲话，给他解释。他希望下一个17年，有一个辉煌。第一个17年他总结自己是争强好斗，后一个17年学会了团队合作，走出一个全新的状态来。34年以后他觉得自己无所求了，所以他潇洒的突然转身加入华大了，他说下个时期应该为了人类的福祉作出一些不为自我的贡献。他70%的建议我都接受了，管理上的东西我都听他的。
《21世纪》：华大基因从北京迁到深圳，是王石劝说的结果吗？
汪建：是的。从2003年开始登山我们就认识，一起住在帐篷里边，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最底层的科技支撑一定是基因科技”
《21世纪》：SARS时期，华大作为一个机构捐赠了30万份试剂盒给国家，有报道称占到当时华大总资产很大比例？
汪建：没有。只是它的价值很大，但在我看来，只是雕虫小技。当做对人类未来发展有重大发展的大科学时，要识时。
我1995年在香山会议上提出，大科学首要任务，政治第一位。政治性>社会协调性>经济型>技术性>管理性>科学性；而对于小科学来说，科学性>技术性>社会协调性>经济性。
过去科学家是兴趣驱动的，没有大目标。难得碰到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爱好驱动社会发展。但现在得靠大科学大数据来做，动用的社会资源，这就需要社会的支持。如果没有远大的目标和坚韧性，我们不可能走过来
21世纪是重大的社会转折，是上升到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核心力量就是科技推动，关键的制度有重大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如果生命、幸福、长寿、美丽八个字四个词是共同体的核心目标的话，最底层的科技支撑一定是基因科技。
《21世纪》：资本在华大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你又是那个敢于对投资人拍桌子的人。在你眼中，资本究竟是何种生物？股价波动对企业的发展又该怎么应对？
汪建：我说我永不减持了，还能要我怎么着。
资本其实是一个非定量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控制得好，理性程度高一点，控制不好，理性程度低一点。生命科学一定是物质财富之后，这是最主要的发展方式。它的做法和20、21世纪是不一样的，我是站在22世纪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今年经济下行，又碰上金融行业去杠杆，实际上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我试图再次抗争，但被公司其他高管拦下了。
《21世纪》：华大集团旗下产业众多，你自己最看好哪几个,为什么？产业分散，是否存在贪大求全因而管理（半径）不逮的问题？接下来华大准备主聚焦哪些产业？
汪建：主聚焦就是DNA，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产业。离开DNA的事情我都不做。我始终坚决地认为，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始终是生命科学，重大的社会进步都是科技在后面推动，科技力量是主要的，其他东西属于枝节。
《21世纪》：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华大俨然已是一艘巨轮。10年后的华大，会是什么样子？
汪建：未来十年，在我们的这种科技的推动下，在人类发展史上可圈可点地留下永久的里程碑。就是我在上市的时候讲的，在我们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让中国的出生缺陷的防控做到全世界最好，或者让全世界的出生缺陷都走到22世纪，让22世纪提前到21世纪，2020年实施，2030年实施。
《21世纪》：您说的里程碑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汪建：我们现在讲生、死、染，就是出生缺陷的防控这一块，或者出生缺陷的认知这一块。这个比较准确地说是认知，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数据库给全球人民共享，引领世界的发展。
我来讲三个概念，孩子没生出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主要是基因控制的，我们得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也是外来基因进入了我们体内，肿瘤也是基因突变之后带来的。这三个主要领域，我们能不能像当年消灭天花，消灭血吸虫病一样，做到三个百分之九十。90%的可知，90%的可治，90%的可预。
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说，在生命科学和生命科学相关的发展中，强大的政府引导和公共服务起到根本作用。
国家经济宏观研究的人来到我们这里，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如果没有在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控制住血吸虫、天花，对国家来说会是重大的灾难，天灾人祸都到一块去了。
在那时候，核心的科技力量是显微镜下支撑的对疾病的认知，现在基因支撑下的对疾病的认知就是比之前前进了四到五个重量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肿瘤的控制，对出生缺陷的控制，对传染病的认知，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认知，将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
“公共投入不加大会错失机遇窗口期”
《21世纪》：如何客观评估华大在中国基因科学研究及其产业的地位，进而中国在国际基因科学研究及其产业的地位？包括科学研究和产业化两个角度。并请你预测世界基因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汪建：这个行业在2025-2030时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一个人的数据到1TB（1TB=1024GB）的数据的时候，生老病死基本上就是非常清晰的展现在人类面前，这是一个科学认知的问题。
如果我把生老病死做成一个完整的1TB的数据，它是10的12次方。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至少是生命科技，显微镜以来最大的数据，也可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突破之一。产业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果它在科技上是这么大的数据量，在产业上也会是这样的。生老病死是人人都脱不掉关系的。
《21世纪》：到2025年，您认为这个产业的未来是加速发展的吗？
汪建：我认为2020年就可以无穷大。但是它可以更快，这就需要公共投入加大了，如果没有，就只是一个比摩尔定理快一点的东西。PC、因特尔、微软的联手到全球的普及；大哥大、有线电话，到今天的智能手机的普及；而38亿美元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成本，现在只要3800元人民币，如果要降到380元人民币，会是多少年？
现在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是不去用它，认知滞后，共识没有，政策滞后，那它可能就要30-50年。但是如果把加大公共投入放在第一位，这些疾病要控制住，它可能就是三五年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一个创新性国家的发展，一定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加上制度和政策法规的创新，和社会发展引导的创新。
《21世纪》：回到中国，回到华大，2030年在生命科学发展领域的愿景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领先，还是超越，还是引领？
汪建：我觉得我们就是领先了，就是超越了，就是在引领。
我希望全体华大员工能健康地活到99岁，员工做到新三高（高颜值、高体质、高心智）。
健康是需要主动付出的，但是健康推广到全中国是很困难的。工业革命是让人享受物质时代的一切便捷，但生命科技是必须要主动付出，只有付出才能实现新三高。
工业革命、物质生产、资本是激发拥有的欲望、贪婪的欲望，享受物质时代带来的一切便捷，被动接受符合基本人性的模式，一定是后患无穷的，是过度的懒惰和对物质无穷的占有。
《21世纪》：华大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是前沿、引领的，中国在世界上也会是引领的作用吗？
汪建：基础医疗服务是一个公共产品，市场是失灵的，需要制度的推动。在快步迈进生命科技时代，公共投入不加大会错失机会窗口。
目前我国科学家、国民素质是不如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经验教训，生命经济学的发展也一定是需要政治支撑的，没有政治支撑会贻误战机。
《21世纪》：很多兴起的企业，都抓住这一波基因的热潮，抢滩布局，你怎么看同行业竞争“凑热闹”的行为呢？他们是否掌握了同华大一样的先进技术？
汪建：我认为做不到。要突破这些科学认知，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个技术支撑，你必须在通量上，时间上，质量上，都能满足你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必须可支撑。就像我们对地球，对太阳，对火星、对宇宙的认知，是需要这些工具的，没有大型望远镜，没有天眼，怎么能搞得清楚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太阳是银河系小小的一部分，银河系又是巨大无比的宇宙的小小部分。
同样，我们要认知生命世界，没有这些东西，是认知不了的。我们人有10的14次方细胞，每个细胞是10的9次方的DNA的ATCG，转录过程是10的10-12次方的RNA，所以，随便算一下肌体的变化，就是10的二十几次方，这是没有计算机搞得定的。今天他们所有的基因公司，他们走在哪？现在参与世界竞争的，只有华大与illumina。在全球范围内基因测序工具和平台的竞争上，中国目前只有华大。
（编辑：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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