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联副主席李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天生短视，危机或未结束

（图为李波，图片来自国新办官网）

债务积累过多，财政赤字过高，资产价格过高，环境成本过高。这“四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典型特征。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看来，这或许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天生短视有关，而且，“四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并且已经向政治和社会危机蔓延。在升任侨联副主席之前，李波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18年12月28日，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金融监管：新框架下的金融稳定”主题研讨环节，李波与南京大学教授、校长助理范从来，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党委委员刘锡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志杰，博海资本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共同参与讨论。

以下为李波现场分享主要内容：

咱们的宏观政策是不是过于短视？包括财政政策，也包括货币政策，不仅仅在中国，我也在想这或许是世界性的问题。

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全球经济似乎已经实现比较平稳的软着陆了，是比较成功的。从中央银行来讲，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轮的危机可能还没有结束，整个世界政治和社会的格局，还有国际治理架构的格局，现在都面临很多挑战，有的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比如WTO框架，所以现在说我们的宏观管理是成功的，可能还为时太早，以后10年、20年还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会有2008年危机呢？跟前面30年宏观政策的短视可能有一定关系。债务积累过多，财政赤字过高，资产价格过高，环境成本也过高，我称之为“四高”。这“四高”跟我们的宏观政策有没有关系？可能有一定关系，比如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天生短视的。西方的研究认为，当代人主要考虑当代人的福利，倾向于福利好一点的，政治家为了拉选票，一般也是福利高一点，不太考虑赤字的可持续性，大部分选民也是不关注的，这就导致财政政策的短视性，会导致政府债务过高。

货币政策可能也有短视的问题，因为比较关注短期的通胀以及短期的就业，货币政策不太关注资产价格，或者说关注得不够，认为资产价格是别人的问题。因为金融周期一般长于经济周期，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短期的经济周期，对更长一点的金融周期，或者更长一点的技术周期，货币政策是不太关注的，当然跟凯恩斯经济学有关系。2008年之前30年的“四高”问题，2008年之后有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认为这“四高”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已经在向政治和社会危机蔓延，全球民粹主义的高涨，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这一波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说2008年以来的宏观政策是成功的，还为时过早。短期来看是成功的，宏观政策是不是只考虑短期？“四高”跟宏观政策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大家可以去辩论，我个人认为是有关系的，这不是说制订政策者本人有多么不合格，我认为跟我们人类对经济治理的方式有关系。财政政策天生是短视的，因为选民更关心自己这一代人的福利，货币政策制定者也是，只需要关注通胀，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人类的经济治理架构本身就导致这些政策偏向于短期。而短期在一定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危机，这些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政治和社会的危机。当然，这不仅仅是宏观政策的责任，有可能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如何看待这种短视？现场嘉宾进行了探讨。

范从来表示，过去也会觉得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短视的，但是把它拉长以后，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都是趋稳的。目前的货币政策，因为我们处于经济的成长阶段，经济的转型阶段，面临着很多问题，必须是全面的。我们的转型还没有到位，经济增长还有进一步的空间，在当下的中国要追求长期的宏观调控，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刘锡良认为，从解决问题来看，政策肯定是短期的，长期来看，可能会产生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今年很多风险，如果我们妥善处理得比较好，可能就形成长期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是一个危机的爆发。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肯定是短期的，只能解决短期问题和当前问题。是不是能达到长期效果，这很难说。

丁志杰表示，我们关注长期和短期，比如说标准化，任期制，我做长期的事情短期肯定要受损失，但是长期的好处肯定不在我的身上体现，必然造成了短视，这是人的天性也好，或者整个社会架构决定的，内生性的，都能理解。怎么来克服这些问题，可能还要从制度设计上来加以解决和改变这种扭曲，一种制度的选择。

孙明春则表示，倾向于短期化，因为这是委托人、代理人的问题。不管政府还是央行都是代理人，委托人感到痛苦的时候，代理人不去解决，我要你干嘛？你下去，我换一个人，所以肯定是短期。

（编辑：马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