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就业优先是经济转型升级过程的重要保证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等就业目标。

应当说，这些目标与此前几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但实际上，今年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因此，实现就业目标需要更大努力。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六稳”要求中，稳就业排在了第一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政府工作报告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也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当程度上是为就业优先政策服务。

事实上，完成2019年的就业目标并不困难，因为我国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转入负增长，即人口红利发生逆转。这种反转是过去10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因此，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尤其是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缓冲了下行周期劳动力需求减少的问题。在总量上，就业问题不会太大。但是，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矛盾，比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在下行周期可能变得困难。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劳动力人口从第二产业大规模流出的现象，主要流向了第三产业。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2008年前，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后，基建和地产则开始成为主导性力量，而这两个领域主要依靠信用扩张，带来了资源大规模的流入资产领域与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形成虹吸效应，并抬高了生产成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在2012年达到2.32亿的峰值后出现拐点。2013年和2014年每年减少71万人，2015年减少406万人，2016年减少343万人，而2017年减少533.16万人。

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扩大重点项目建设的部分，可能会继续对第二产业的生产与劳动力成本构成一定的影响。可能会继续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因为这种总量政策会导致资源配置流向低效率的部门，并增加实体经济的成本。

不过，此次报告中也提到会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制造业税负的调低可以减缓这种总量政策的成本影响。但是，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则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总量的经济政策与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大幅提升服务业岗位工资，导致劳动力加速转移；其次，第二产业从业者年龄比较偏大，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制造业，这种年龄结构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技术人才之间存在脱钩现象。如果没有年轻一代的技术工人参与，制造业会面临优质劳动力持续短缺的问题，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也无法短期内解决。

因此，中国当前在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总体上的就业率不会有太大波动，但会有结构性的挑战。一方面，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可能因为转型升级而遭到淘汰，另一方面，企业急需的技能型劳动力可能缺乏。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其次，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除了政府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外，劳动者应更主动作为，化就业压力为主动提升素质的动力，与加快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一道成长。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