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人行南京分行行长:规范第三方支付,亟需提升法律层级、加强监管协调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海平 南京报道
2019-03-06 13:13

人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认为,对有问题的支付机构,当前实施退出容易引发法律风险。

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

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人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就关注到了第三方支付,因为这涉及到防范潜在的金融、社会风险。

目前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主要是人行总行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以下简称《办法》)。《办法》颁布8年多来,有效规范了非金融机构的支付服务行为,对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支付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作为金融监管从业者,郭新明代表认为,《办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因法律层级不高导致惩戒力度不足、跨部门监管协调难度大等问题。

从实践中看,支付服务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无证经营和不当竞争现象突出、交叉性金融风险放大等风险隐患,加强支付服务市场监管已经成为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内容。

具体看:一是,部门规章层级过低,需要尽快提升法律层级。

《办法》的出台是人民银行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作出的特定的制度安排,从监管实践来看,《办法》作为部门规章设定支付机构行政许可相关事项存在一定的法律瑕疵。

对此,郭新明代表建议,应当加快推进《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立法,提升法规层级,为金融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总书记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补足监管法规短板,下大力气整治金融乱象、规范金融秩序。”郭新明代表表示。

第二,《办法》威慑力度有限,影响监管效能。

比如,《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违规行为的处罚最高为3万元,没有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具体数量和性质进行关联,也没有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关联起来进行“双罚”,对于支付机构来说,违规成本较低,起不到威慑作用。

不过,如何解释“目前有多地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开出千万级大额罚单”的现象?对此,郭新明代表答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处罚依据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支付机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戒,正是彰显了人民银行打击支付服务市场乱象、净化支付服务市场的决心和魄力。

另外,《办法》是人民银行2010年发布的,如今的市场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办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如《办法》对支付业务分类方式、许可基本门槛和退出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形势。如,对一些长期无法持续经营,甚至存在违规问题风险突出的支付机构,一方面《办法》缺乏强制退出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即使《办法》规定可以退出,但由于《办法》的层级较低,依据《办法》实施退出也容易引发法律风险。

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细化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明确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具体数量和性质进行关联,与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进行关联,加大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违规机构为违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提高支付机构的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

郭新明代表建议,对支付机构日常监管要全面实施穿透式监管要求,强化对支付机构实际控制人的监督管理,明确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及相关资质要求,对支付机构准入、变更、退出、业务规范和经营管理等实施全方位监管。

此外,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办法》对跨部门协调机制规定不够明确和细化,跨部门跨地区监管协调有待加强。

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以及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整体工作安排,对支付领域的风险进行了专项整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从江苏的情况来看,对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34家机构进行了整治,化解了市场风险,维护了支付服务市场秩序。

但是,具体工作中也发现在跨部门协调和联动方面,《办法》规定得不够明确和细化,缺乏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机制。

郭新明代表建议,可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监管协调机制,对于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协调和联动的事项,明确和细化各部门、各地区职责分工,采取有效的监管手段,如建立跨部门共享的互联网风险整治黑名单制度和跨部门、跨地区的线索、案件移送督办制度等,构建监管合力,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编辑: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