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记者会上，央行行长易纲等就货币政策、2月社融数据、降准、人民币汇率、债券违约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解答。
1、货币政策
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取向，稳健不提中性更简洁，但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要有逆周期调节，同时在总量上保持松紧适度，即M2和社融增速大体与名义GDP增速保持一致。在结构上要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民企小微的融资支持。
易纲强调，一定要把货币信贷数据拉长时间看，一个时点上不能看一个数，而是要关注加权平均，一个时间序列上要看移动平均数据，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
2、社融数据
易纲表示，2月末社融保持了平稳增长，1月社融相对较高明显是季节因素，要综合前两个月的数据看。今年以来，社融增速连续两个月高于2018年底增速，社融持续下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保障。
1月份的数增长比较快，这里面有季节性因素，我还是希望大家和刚刚公布的2月份数据合在一起来看。实际上，光是1、2月份合在一起也不行，因为今年2月份和阴历正月重合比较多，所以数据还要反映在3月上，3月的数也有影响，所以大家要更全面地把1、2、3月的数综合起来一起看。
研究了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贴现的利率，和中央银行对票据的再贴现利率，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有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这些个别现象，我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了，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3、降准空间
关于降准，易纲表示，金融危机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较高。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的，通过下调准备金率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还有一定空间，但比起前几年小多了。
我们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大家知道，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同时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落实克强总理报告中提出的这个任务。
4、民企融资
易纲表示，去年货币政策取向实际上一直是在降低无风险利率，后者是名义利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7天回购利率明显降低。通常我们把10年期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这一利率水平在去年下行了70多个bp。
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是解决小微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贷款利率中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还包括风险溢价，贷款利率偏高就是风险溢价偏高的问题。去年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在6.2%左右，不良率反映在风险溢价。因此要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
5、人民币汇率
易纲表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我们汇率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供求为基础，市场决定汇率，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市场要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汇率是朝着市场方向走。
理性看待对外贸易摩擦，绝对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不会用于贸易摩擦的工具。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从人民币汇率波动来看，显著小于英镑和欧元。
就人民币汇率走势而言，经过这么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我们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习惯了。今年展望未来的话，人民币汇率会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企业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将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心。
潘功胜表示，我国国际收支在未来仍然会呈现自主平衡的状态。另外，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在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中的作用。
6、金融科技
陈雨露表示，百行征信是我国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目前百行征信已经签约接入600多家机构的信用信息，已在今年1月份正式推出个人信用报告等三项征信服务产品，实现了良好开局，8家主发起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会员们给予了很大帮助。
希望包括“百行征信”在内的市场化的这些征信机构，能够在创新能力方面、在竞争能力方面快速提升，让市场征信服务这个轮子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为我们金融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央行已完成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的全覆盖。实现按月统计资管产品，全面摸清并且动态监测影子银行及其复杂的资产管理产品情况，包括总量、结构、相互嵌套、支持实体经济情况等都摸清了，这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于移动支付，范一飞表示，要在积极推进移动支付服务创新的同时，加强交易监测和风险识别，保障支付业务安全，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在延伸推广的时候，要做好现金支付以及移动支付相关产品的宣传和安全教育，培养正确的支付习惯，有效地防范风险。
7、贸易谈判
易纲表示，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汇率问题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在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的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这次磋商讨论许多的重要问题，比如说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包括货币政策自主权。
第二，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由市场决定货币政策的原则。第三，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不搞竞争性目的贬值，并且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的沟通。第四，双方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透明标准承诺披露数据等等重要的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理性看待对外贸易摩擦，绝对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不会用于贸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场开放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表推进。
8、对外开放
易纲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决定的，这样我们受到的干扰就会比较少。我们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进。
潘功胜表示，资本项目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金融市场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对境外投资者有很强吸引力。但现在仍在开放早期，开放的程度仍然不高，我国股票市场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大概2.7%，我国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持有比例大概在2.3%，占比都不高。未来，随着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及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纳入主要的国际指数，这些还会进一步增加。
9、国际收支
2018年，我国整体国际收支是自主平衡的，但是在国际收支结构方面，发生了一些特征性变化。
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经常账户更加趋平衡是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是经济转型发展进入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居民收入提高、财富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国经常账户会保持在一个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加上正在推动转型升级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我国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逆差增速在收窄。随着我国国内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以及我国生态环境和教育水平等软实力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变动将会逐渐走向平稳。这是观察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一个层面。
10、债券市场
潘功胜表示，2019年债券市场风险问题是央行债券市场工作的重点，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完善违约债券处置市场和违约债券处置制度，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去年违约企业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是比较分散的，总体违约率不高。现在出现一些债券违约，是正常现象，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纠正债券市场扭曲现象，有利于形成正常的投资文化以及正常的价格，有利于提高债券市场资源配置。
央行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答记者问（全文）：
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发展”。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先生，副行长陈雨露先生，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先生，副行长范一飞先生共同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下面，有请易行长。
易纲：各位记者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面临了多年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形势，外部有美联储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内有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叠加，还有强化监管、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几碰头”，导致社会信用收缩，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易纲：针对经济金融运行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领导下，人民银行及时预调，主动作为。一是五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保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二是引导利率下行。2019年2月末，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比去年年初下降了70多个基点，贷款利率也有所下行。三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家知道，有个“三箭齐发”，也就是说在贷款投放和支持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工具方面加大了政策力度，金融部门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四是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五是有效稳定宏观杠杆率，管好社会总信用和货币的总闸门，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GDP的名义增速大体上相匹配。
易纲：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以上我说的五个方面，如果仔细推敲，多半是两难或者多难的局面。所以，我们必须在两难多难中寻求平衡。
展望2019年，内外部的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美经贸谈判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弱化，明确金融监管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稳定了市场预期。当然，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还有一定的下行压力，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挑战依然比较多。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另外，今天早上9点人民银行披露了2月份的金融数字。2月末，我们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1%，保持了平稳增长。大家知道，1月份社融增速相对高一些，这明显是季节因素。所以，我们要把前两个月的数综合起来看。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4.1万亿，同比多增了3748亿元，社融新增5.3万亿，同比多增1.05万亿元，社融增速连续两个月高于2018年年底的数。社融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了保障。
欢迎大家提问题，谢谢。
主持人：谢谢，现在开始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易纲行长的。您刚才提到，从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特别是今年1月份，连续两次下调了0.5个百分点，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资金。我也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这个表述与去年相比少了“保持中性”四个字，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偏向宽松呢？
易纲：谢谢。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你说和以前比较，这次我们没有提“中性”，更简洁，但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主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个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要求我们在结构上更加优化，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最后，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所以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当然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国际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方面。
所以，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比如1月份的数出来，大家觉得这个数比较好，所以我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一些看，在一个时点上也不能看一个数，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在一个时间序列上，也不要看一个时点，而是要看一个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谢谢。
彭博新闻社记者：我们的问题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也出现在了中美经贸磋商中，我想问一下，双方是否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达成的共识和20国集团达成的不通过针对个别国家的货币来实现贸易上的优势这一点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披露人民银行可能对远期期货市场的干预措施有一个要求，您对此怎么看？
易纲：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
这次我们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第二，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第三，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我们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这些重要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谢谢。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最新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月份贷款增加了3.2万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比较大。同时我们看到，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有些人认为，这有可能造成资金的空转和套利行为，一些领导人也对此表示担忧，你对此有哪些看法？
易纲：关于1月份的广义货币M2和社融的数，大家有很多的讨论，特别是对贷款结构，其中票据贴现又增加得比较多，并且和结构性存款之间会不会套利，有些朋友说这可能是金融体系内一个空转。我们对这个事还是高度重视，而且把整个结构性存款有多少、票据贴现有多少、票据贴现的利率和结构性存款利率的利差有多大，结合全国的数字都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首先1月份的数增长比较快，这里面有季节性因素，我还是希望大家和刚刚公布的2月份数据合在一起来看。实际上，光是1、2月份合在一起也不行，因为今年2月份和阴历正月重合比较多，所以数据还要反映在3月上，3月的数也有影响，所以大家要更全面地把1、2、3月的数综合起来一起看。
我简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贴现的利率，和中央银行对票据的再贴现利率，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有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这些个别现象，我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了，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谢谢。
易纲：潘行长要补充一下。
潘功胜：刚才这个问题，易行长作了比较全面的回答。在1月份发布的数字当中，票据融资的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因为票据融资的期限比较短，它的特点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所以一般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前一段时间票据贴现利率的持续下行，企业通过票据融资的意愿增强。这位记者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也做了广泛的调研和充分分析，关于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是否存在套利行为，正如易行长刚才所讲的，可能只是个别的行为，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普遍的现象，也不是票据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人民银行作为票据融资市场监管的部门之一，下一步，第一是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第二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务考核，发挥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防止有关行为的扭曲和风险的累积。谢谢。
人民日报社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请问，央行接下来将出台哪些政策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如何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也能够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谢谢。
潘功胜：谢谢你的问题。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也高度重视。去年当这个问题有点显现的时候，人民银行按照“几家抬”的思路，长短结合，综合施策，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包括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进行逆周期调节，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在各方政策合力方面，银监会强化监管考核机制；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财政部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方面激励政策；在金融机构内部，也加大了政策安排和资源安排。同时，人民银行也牵头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实施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修复民营企业融资功能。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的改善。所反映出来的贷款数据，如贷款的增长、贷款的覆盖面都有大幅度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大幅度下降。去年10月份我们推出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工具后，对于改善市场上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氛围，提升他们风险偏好，改善整个社会融资环境，应该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潘功胜：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人民银行今年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二是完善普惠服务体系，大银行要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机制，下沉金融重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金融增长今年要达到30%。一些中小型银行要专注于小微和“三农”。同时，要督导金融机构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加大尽职免责落实力度。提高金融科技服务水平，提升客户获取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信贷投放能力。三是继续发挥“几家抬”的合力，包括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四是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包括继续发挥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的支持作用，支持优质的民营企业不断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同时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五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此外，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要注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防止盲目支持、突击放贷，增强对未来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对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个长期的、综合的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需要我们长抓不懈，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路透社记者：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总理也提到了要尽可能帮助小微企业以及其他民企来克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外也提到央行可能会对实际利率进行改革。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和措施，以及未来可能会成为基准利率的是什么指标？谢谢。
易纲：我们也在学习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刚才这位朋友提出了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还有运用准备金率和利率，来引导金融机构投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首先看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简单地说，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如果我们假定通货膨胀率还比较稳定，我们先不讨论通货膨胀率，只讨论如何降低名义利率。我们看去年货币政策的取向，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是名义利率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7天的回购利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明显的降低。通常我们把十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在去年一年多，十年期国债利率下行了70多个基点，也就是说，从4%的水平，到现在差不多是3.15%的水平。这个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说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特别是贷款利率里面，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这个贷款的实际利率还偏高，主要是怎么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去年大力支持了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贷款增长是非常高的。但是普惠金融口径单户授信在一千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是在6.2%左右。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大样本统计，这个口径将近10万亿元的贷款，这个不良率是比较高的，不良率会反映在风险溢价上。所以我们要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第二个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还有降低费率，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可以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所以我们会非常努力地以改革来促进实际利率的降低。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克强总理要求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五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降低，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也就是说，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现在我们在逐步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
从国际比较而言，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朋友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说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特别低，就1%、2%，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但是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说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日本法定存款准备金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有20%多，这就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
中国目前情况下，我刚才说有三档，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是11%，我们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大家知道，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所以，我们通过准备金率下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同时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落实克强总理报告中提出的这个任务。谢谢。
新京报记者：当前金融科技受到广泛关注。请问，未来央行在加强金融科技的规范和管理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有请范一飞行长回答。
范一飞：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兴起，为金融发展持续提供了创新的活力。党的十九大也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金融科技必将迎来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人民银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与监管体系建设，引导科技在金融领域合理运用，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去年底，我们又会同发改委等部门，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0个省市启动了金融科技应用试点，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分析计划能力提供实践经验和相关经营借鉴。
首先，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助力疏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针对银企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不精准、融资成本高等痛点，探索利用神经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优化信贷流程和客户评价模型，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提升信贷服务效率，推动融资审批更加自动化、产品营销更加网络化、风险识别更加智能化。
二是做好顶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惠民服务水平。针对信息系统多头连接、资金流与信息流割裂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开发API等技术，推动金融与民生领域信息系统总对总互联互通，实现金融在主要公共服务领域全覆盖，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是推动数据资源融合运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实体经济供需不足、群众办事难等问题，利用安全多方计算、标记化等技术，加强数据整合与深度运用，提升数据洞察能力，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金融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四是强化监管科技应用，提高金融风险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针对金融风险隐蔽性高、传染性强、传播快等问题，建立了中国特色金融风险科技管理机制，研发基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的监管平台和工具，提升风险探视感知和计划能力，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以监管促发展，总结试点成功经验，加快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持续健全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推动金融科技在“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谢谢。
金融时报记者：我的问题也是关于金融科技。我们知道，自从经过人行批准建立了百行征信公司以来，差不多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能否介绍它目前的发展业务情况？它具体将于什么时间开始征信？目前有8个公司已经向它开始提供数据，能否介绍一下这些公司数据的使用情况，还有您对这些公司和百行征信合作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评价？谢谢。
易纲：有请雨露行长。
陈雨露：谢谢你刚才的问题。你刚才谈到的征信体系问题，确实是由人民银行负责建设的。古人说的好，“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所以，人民银行牵头的征信体系建设，主要功能就是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来优化营商环境，警示信用风险，降低国家发展的成本。目前我们的征信体系是“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政府这只手主要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负责的国家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建设大家看到了，已经接入了3500多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数据，9.9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还有2600多万户的企业和其他法人组织的信用信息。目前每天查询这个系统的有555万人次个人信用报告，30万人次的企业信用报告，所以应当说这是政府这只手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市场驱动的征信服务这只手。目前在市场上，我们已经有125家企业征信机构，还有97家信用评级机构，这些机构80%以上都是民营资本投资兴办的。从2017年以来，为了满足互联网金融领域里面的信息共享需求，还有个人征信的有效供给，人民银行批准了我国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也就是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它的股东发起人全部都是民营资本。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目前“百行征信”已经签约接入了600多家机构的信用信息。在这里面，今年1月份已经正式推出了个人信用报告等3项征信服务产品，应当说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能够有这样一个顺利的开局，8家主发起机构，还有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会员们，都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积极配合数据库的建设，同时也对未来我们征信产品怎么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所以我们希望包括“百行征信”在内的市场化的这些征信机构，能够在创新能力方面、在竞争能力方面快速提升，让市场征信服务这个轮子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为我们金融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我们看到，从国际收支波动来看，我国目前国际收支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额双顺差现在正在减少，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逆差。请问，这会对我国目前外汇市场和外汇管理政策有怎样的影响？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未来如何管理外汇市场的波动？谢谢。
易纲：有请功胜行长。
潘功胜：谢谢你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的观察非常专业。
2018年，我国整体国际收支是自主平衡的，但是在国际收支结构方面，发生了一些特征性变化。首先，经常账户方面，我们观察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结构变化，要拉长一个时间段。在过去十年，我国经常账户更加的平衡。2007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是9.9%，2018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大概是0.4%左右。所以，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经常账户更加趋平衡是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是经济转型发展进入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居民收入提高、财富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
往后看，我们认为，我国经常账户会保持在一个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加上正在推动转型升级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我国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逆差增速在收窄。随着我国国内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以及我国生态环境和教育水平等软实力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变动将会逐渐走向平稳。这是观察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一个层面。
观察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资本项目。资本项目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直接投资。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业对外开放，我国仍然有比较大的潜力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目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金融市场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这些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仍然处在开放的早期，开放程度仍然不高。我国股票市场上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大概是2.7%，过去两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但是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大概是2.3%。所以，这一块占比是不高。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纳入主要国际指数，未来几年，这一块还会增长很快。
综合分析，我国收支结构在未来仍然会呈现一个自主平衡的状态。另外，人民银行、外汇局将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之中的作用。
你问题的后半句讲到，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面临的跨境冲击和跨境风险会不会更加大一些。我想，应该会。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建立宏观审慎和微观市场监管的双层管理框架。谢谢。
华尔街日报记者：刚才易行长提到了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区间的稳定，请问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会不会影响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要宽松货币来稳增长的话，会不会受到稳汇率这个目标的牵制？还有一个问题，您在去年博鳌论坛上给出一个金融行业开放的时间表，请问这个时间表会不会受到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影响，或者会加快或者有其他的变化？谢谢。
易纲：谢谢，你提了很好的问题。关于人民币汇率，我们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我们汇率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供求为基础，市场决定汇率，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市场要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汇率是朝着市场方向走。
刚才你说到如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要维持汇率稳定，这里面有矛盾，会不会影响货币政策？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货币政策要以国内为主，实际上，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主要是价格和数量这些变量，汇率在国内的考虑里面应当是不占重要地位的。我们在国内的货币政策上，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多高，都是以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为主考虑的。
同时，这个过程中有个汇率形成机制对整个经济变量发生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它是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我们说一个弹性的汇率，实际上对宏观经济和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国际收支调节起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比如说去年，我们说汇率稳定不稳定呢？应该说汇率还是相当稳定的，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最强的时候达到了6.28，最弱的时候达到了6.97，这样一个波动的范围，从高点到低点大概是11%。如果算波动率的话，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率是4.2%。这个波动率相对于欧元兑美元的波动率、英磅兑美元的波动率，我们的波动率还偏小。欧元的波动率大概是7%左右，英磅的波动率8%左右，我们只有4%。这反映什么呢？反映了我们的汇率还是相对稳定的。但同时，这个汇率稳定不代表说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个弹性，有个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我说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我们在这儿强调，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进行贸易摩擦工具的考虑，这是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的。这是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
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开放的时间表。去年习主席在博鳌做了重要的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中提出，要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这个重大措施的落地，习主席要求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我们坚定不移地落实这个时间表。去年4月，在博鳌我代表中国宣布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对于11项具体措施的开放都有了具体的时间。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1项措施，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了。其中有些有重要的进展，比如说标普公司已经获得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准入，比如美国运通的筹备申请已经获得批准等。
我们说对外的经贸摩擦，应当比较理性地看待，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决定的，这样我们受到的干扰就会比较少。我们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进。谢谢。
财经杂志记者：易纲行长，去年以来，在汇率方面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推动人民币贬值，来获得竞争优势，对此央行有哪些回应？今年人民币汇率整体走势将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较大？谢谢。
易纲：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已经有所涉及。在我们对外贸易中，在G20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年会等各种场合，大家都有谈论和有益的讨论。我简单地回答，中国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努力和成果，是受到全世界公认的，大家有目共睹。
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从2015年开始，人民币由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人民币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确实是有贬值的压力。但是中国的货币当局面对这个贬值压力，还是千方百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努力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和主要贸易伙伴在磋商过程中，还有专家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目共睹的。包括美国财政部的汇率评估报告，一年有两次，你们可以查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么多次汇率评估报告，关于操纵汇率的标准和数据的讨论，我觉得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就人民币汇率走势而言，经过这么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我们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习惯了，老百姓对这个弹性也很习惯了，市场上对风险的对冲工具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的衍生产品、套期保值、远期等工具对企业，或者对各种需要的群体，都越来越完备。刚才功胜同志说，我们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越来越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要投资到中国市场，也要对它投资的头寸进行套期保值。这些工具都越来越方便，交易量也越来越大，成本也相对变得比较适度。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市场建设和中国开放的总的形势，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向市场决定的改革方向不断迈进。而且随着市场工具的增多和完善，人们的预期也越来越稳。比如看最近这一轮，人民币汇率从去年到今年现在，人民币6.72元等于1美元，这个过程中反映了市场越来越成熟，预期也越来越稳。
所以我相信，今年展望未来的话，人民币汇率会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企业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将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心。谢谢。
上海证券报记者：观察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去年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十分明显，一个是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进展很快，另一个是债券市场违约现象增加较多。请问，您如何看待2019年债券市场的发展？谢谢。
易纲：有请功胜行长。
潘功胜：谢谢你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很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去年年末，我国债券市场总的余额是86万亿，在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中排在第三位。去年，公司信用类债券占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是13%，成为企业仅次于信贷市场的第二大融资渠道。在过去两年中，我国债券市场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关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比较快的。我们为了方便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发行熊猫债和境外投资者投资交易中国的债券，完善了多项政策安排，包括投资渠道、税收、会计制度、资金汇兑、风险对冲等。
彭博已经宣布， 在下个月1号要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彭博的综合债券指数，其他一些债券指数的供应商也在积极评估，像富时罗素公司。目前，熊猫债发行了大概2000多亿，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总量大概是1.8万亿，去年一年差不多增加了将近6000亿。
总体来说，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很快，但总体水平不高，未来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正如我刚才讲的，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债券大概占比只有2.3%左右。
在下一步工作中，债券市场一个主要的工作是继续稳妥推进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和交易中国的债券创造一个更加方便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里面会有很多具体举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潘功胜：第二个问题，你提到关于债券市场违约的问题。2018年债券市场违约的确有所增加，但是违约企业的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是比较分散的，整个违约率也不高。到去年年底，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金额占整个市场比例是0.79%。大家知道，不良贷款比例是1.89%。在国际上，穆迪也曾经发布过去几年国际债券市场的违约水平，它发布的数字是1.12到2.15之间。整体来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水平并不是很高。
那么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在前几年讨论中国债券市场的时候，诟病比较多的，包括你们记者，是说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严重的刚性兑付，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价格，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价格不能得到有效的区分，所以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前几年诟病比较多的。现在，有一些违约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纠正了债券市场的扭曲，有利于形成正常的投资文化、正常的价格，有利于债券市场资源配置。
所以，2019年债券市场的风险问题，也是我们债券市场工作的一个重点工作。我们要按照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管控好债券市场的违约强度，完善违约债券处置市场和违约债券的处置制度。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也有很多条，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也没法跟大家一一列举。所以，在债券市场工作中，扩大开放，管控风险，是我们2019年债券市场工作的两项重点工作，我们争取做得比去年更好。谢谢大家。
中国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我们知道金融业综合统计也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去年国务院也发文要求人民银行牵头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请问现在的进展情况如何？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谢谢。
易纲：有请雨露行长。
陈雨露：谢谢易行长。刚才金融时报问的问题比较专业。关于金融业综合统计，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地了解这个问题，刚才有位记者朋友问了我关于征信的问题，这两个实际上都是讲如何解决金融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在征信领域里面，主要解决的是微观金融决策上的信息怎么能够更充分，就是银行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要求到银行里面借钱买房子的这些个人，你要把你的信用报告拿来，我要充分了解你的还款能力。当然现在征信很多都用到了社会领域，我们看到很多女儿找男朋友，未来的岳母说，你得把人民银行的征信报告拿来看看。人民银行现在征信中心的报告，大家查询的时候，个人查询前两次都是不收费的，在网上查你简版的个人信用报告也是不收费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查过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大家有空可以到网上查一查，看看自己的信用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金融业综合统计，实际上主要解决的是宏观金融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它要求把所有的金融机构、所有的金融活动、所有的国家金融基础设施都要统计在内。这样可以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供数据和信息的充分支持。所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金融业的综合统计工作，大家注意到，最近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又强调了一定要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
为了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人民银行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金融业综合统计这项工作上，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简单来说，主要做了这样三大项工作：
一是我们完成了资产管理产品统计的全覆盖。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按月统计资产管理产品，已经全面摸清了并且能够动态监测影子银行里面极其复杂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情况，底数摸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资产管理产品目前的总量、结构、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包括产品之间相互嵌套的关系，还有风险状况，基本上现在有个家底，能摸清楚了。这对于在金融关键领域打好防范化解风险的攻坚战是个很大的支持。
第二项工作是要更加完整地测算宏观杠杆率。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要继续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所以现在宏观杠杆率总体水平的测算也越来越科学。宏观杠杆率还要反映它的结构，不同经济部门，政府、企业、居民、部门的结构性特征。包括不同的金融工具的杠杆水平，包括不同地区，也都统计出来，更好地为我们结构性去杠杆，让它有据可依。
最后是服务国家战略，强化金融专项统计。比如说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的统计、绿色金融的统计，还有普惠金融的统计等。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的工作是将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还有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上取得新的进展和新的突破，以此来尽早地构建起我们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为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谢谢。
主持人：谢谢，由于时间关系，再提最后两个问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移动支付的。在去年11月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经提到，移动支付绝大多数的受益者是小企业和个人。我们也注意到，去年央行在全国很多城市推广了一些移动支付的便民应用。我想请问，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这样的应用会不会得到推广？谢谢。
易纲：有请一飞行长。
范一飞：人民银行协调了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等各方，从2017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了移动支付便民工程。2018年，这个便民工程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国100个主要城市，并且取得重大突破。通过便民工程，银行业统一的APP“云闪付”初步建成，移动支付产品体系更趋多样化，现在已经覆盖公交、地铁、菜市场、超市等十大便民场景，应用规模大幅增长，人民群众的支付服务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2018年，商业银行共办理移动支付业务605.3亿笔，金额达到277.4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1.2%和36.7%。同时，港澳版的“云闪付”也已经顺利地推出，有效满足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需求。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围绕服务民生改善，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供给结构、提高支付服务供给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支付的需求。首先，就是100个示范城市。今年，我们要把便民工程扩大到全国范围，包括县域及以下地区，来推动城乡支付服务融合发展，加快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提档升级，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继续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支付的便利化措施，既顺应大湾区消费者的现实金融服务需求，又为移动支付跨境使用积累经验。
第二，继续推动移动支付在衣食住行多领域广覆盖，将交通领域作为重点建设场景来抓，以移动支付助力交通领域降低社会成本，保障资金安全，提升出行体验。我们各个地方的人民银行都可以结合实际，在其他领域，如像医疗健康、高校园区等，再选择两到三个便民场景加快建设。
第三，要在积极推进移动支付服务创新的同时，加强交易监测和风险识别，保障支付业务安全，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在延伸推广的时候，要做好现金支付以及移动支付相关产品的宣传和安全教育，培养正确的支付习惯，有效地防范风险。
谢谢。
主持人：谢谢，最后一个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易行长，想再问多一个关于汇率的问题。刚才你也谈到中美在最新一轮的贸易磋商当中讨论了很多关于汇率的问题，想问一下中国有没有在汇率问题上，在贸易磋商当中作出任何的让步？谢谢。
易纲：我觉得我们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符合我们在G20和所有其他重要国际场合上的承诺。这些年来，汇率形成机制在朝着市场方向改革和不断完善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所以，当我和我的美国同事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在前面给你举出了一些讨论的重要领域和内容。我们认为，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市场决定的，在这方面，市场的感觉、企业的感觉越来越清晰，而且人民币是朝着一个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方向在发展的。我们的货币形成机制实际上也是跟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和跨境风险防范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的老百姓将来用汇会越来越方便，出国留学、出国旅游，用汇会越来越方便。我们的企业在做贸易时，贸易结算、进口出口会越来越方便，我们进口和出口的核销完全都取消了。比如在投资方面，ODI和FDI会越来越方便。再进一步，就是我们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的股市、债市和其他金融市场都逐步要向全世界开放。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我们的衍生产品和对冲工具将来也会越来越完善。如果你考虑所有这些的话，你会感到，我们在汇率形成机制的讨论中和对中国未来市场方向和市场建设过程中，我们的共识会越来越多，信心会越来越足。谢谢。
主持人：谢谢，本场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四位嘉宾，谢谢大家。
来源：央行、每日经济新闻，中国证券报
（编辑：吴桂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