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把创新活动交给市场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9-03-19 07:00

各地政府应该将主要的精力用在市场化与法治化方面,并在这个过程中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政策。

当前全国各地掀起一场新兴产业投资的高潮,数省的产业规划涉及上万亿元,而且几乎都是相同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以省(市)为单位,进行一场新兴产业投资的政府间竞争。

以中部某省为例,准备以万亿投资推进“十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重点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地球空间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汽车、数字、生物、康养、新能源与新材料、航天航空等。政府文件还对产业收入做出了规划,比如到2022年,十大重点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万亿元左右,引领带动全省形成4个万亿元产业、10个5000亿元产业、20个千亿元产业、1000个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到2022年,十大重点产业要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20家、瞪羚企业1000家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达1.8万家,上市企业超过200家,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这并非孤例,其他很多省份也推出了大同小异的“万亿科创规划”、“大项目”、“大布局”,罗列一些目标。给人的感觉是,通过规划、投资等努力,会在几年内给中国“制造”几万家“独角兽”、“隐形冠军”。这非常不合理,但又是各地政府的政策比拼。

比如在集成电路领域,几乎每个省市都在上新项目。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等需要长期积累,追赶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是在我国,集成电路似乎只是资本型产业,一些地方政府出钱引入部分已经落伍的技术和生产线,只为了本地拥有集成电路产业,成为一项政绩。结果可想而知。

这种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并辅之以政府产业基金、补贴等做法,实际上取代了市场的功能,一些地方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低端产业供给的过剩。比如,前些年我们的一些产业规划刺激了环京地区的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重工业投资进一步强化,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一些新兴产业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由于补贴的存在刺激了很多低端产能。还有一些产业(如生物基因等)的相关企业利用各地招商引资政策大搞房地产开发。

后发国家往往以日本、韩国等作为产业升级的榜样,过度相信产业政策。事实上,在追赶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通常会有效,比如日本早期在缝纫机、钢铁、造船等行业就有通产省规划的功劳。但是,一旦国家的产业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后,规划往往失效,因为规划可以提升以降低成本为核心的效率,但无法规划创新活动。日本政府从1971年制定航空业发展计划以及1978年意图在软件工业领域追赶美国,但都遭失败。

创新发展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创新本身源自一系列要素的优化组合,需要适宜创新的各种制度、企业家精神、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等等。创新不是用资本就可以解决的难题,对于政府而言,即使想要投入更多资本推动创新,也应该投入到教育、科研等领域,而不是直接参与企业投资。

当前对于特定新兴产业的扶持,往往以挤压传统产业为代价,优胜劣汰应该是一个市场过程,而不是人为的干预。中国不必像美国那样追逐高科技与服务业,而忽略了传统制造业,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遭到惩罚并在努力纠错。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更大,更应该重视传统企业的生存困境。

对于创新而言,制度重于技术,也重于资本。技术创新并不决定于政府投入了多少资源,而是取决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个人潜力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而且其前提在于有一个法治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各地政府应该将主要的精力用在市场化与法治化方面,并在这个过程中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政策,把创新活动交给市场。

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的前提是管理创新。日前索尼的吉田社长采访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向他提出的15个问题主要聚焦在华为的组织管理创新方面。任正非认为管理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早在1998年,华为就耗资40亿元全面发起学习IBM管理的变革运动。华为今天的创新成就源于管理创新。现在一些地方热衷拉人拼凑班子搞企业的做法急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