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刘世锦认为中国下一步有五大增长来源

3月22日，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在京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开幕致辞上提出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对中国下一步发展很重要，刘世锦直言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还没有搞清楚，希望各方能够深入讨论。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过去八年一直在减速，为什么减速？

“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这个问题应该说困惑争论了八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共识，有一些解释，比如主要是外部性或者周期性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很难解释的”，刘世锦指出。

刘世锦的团队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增长阶段在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是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和可以利用的技术减少，一些重要需求历史峰值的出现，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相关。

刘世锦指出，讨论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中国现在讲稳增长，到底要稳什么样的增长，我们是不是要或者能不能回到过去那种高增长的轨道？另外，对宏观政策的期待是什么，有些人期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放松，能不能解决潜在增长率变化的问题，是否能把速度拉倒过去高增长的轨道？

第二个问题，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或者主要的挑战。

这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第一节讨论的话题。

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进入不了高收入社会，都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从中国来讲，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感觉到中国下一步有五个大的增长来源，第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第二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第三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四是前沿性创新，第五是绿色发展”，刘世锦指出。

刘世锦也直言，这些增长来源都面临着很多障碍，面临体制和政策的障碍，要能够发挥出来都不容易。现在会遇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和老体制相关的利益难以打破、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城乡之间的要素难以自由流动等。

第三个问题，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是否具有对冲功能。

刘世锦指出，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的特点，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优点。

具体而言，像中国某些产品的市场周期避免了一种过度的排浪式的冲击，市场的销售周期长一点。

再比如，转型成功的地区与不大成功的地区之间形成对冲，这对于较小规模的经济体而言是不大可能的。最近几年，东北地区比较困难，面临企业缺少竞争力、人口流出等问题；但在东南沿海地区，像深圳这些地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在中国国内形成一个对冲。

刘世锦表示，中国总体上转型的状况其实还不错。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吸收冲击、缩小差距，为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机会。中国过去讨论比较多的是东西差距，最近讨论的是南北差距问题，比如最近几年东北一些省份，和所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上的那些国家有没有相似性？

第四个问题，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短板是什么。

中国早些年发展，主要把外来现金技术应用到本土。最近一些年，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不大，在部分领域并跑甚至领跑。此外，中国还有市场规模大，容易形成商业模式、产业配套齐全等等优势。

刘世锦团队提供的研究报告《新发展理念指数的国际比较》指出，中国在创新这个指标上，国际比较上仍然是相对落后的，主要是中国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依然比较少。

“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差距依然很大，而要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短板如果补不上，中国的创新很可能是缺乏后劲的”，刘世锦表示。

第五个问题，中国现在继续对外开放，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意义何在？

当前单边主义回潮，全球化遭遇曲折，中国仍然坚持并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两会刚刚通过的《对外商投资法》，表明中国准备以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来营造投资环境。不仅如此，国内对民营经济的讨论也多，要致力于创造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

“下一步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增长的重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引进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是互惠的行为，我们看到很多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还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内部性问题，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紧密度比较接近时甚至相等的时候，其实一个国家和外部的经济联系就成为一个更大范围，或者说全球性的内部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中美两个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从长期来看，我们对全球化的前景还是要有信心”。

（编辑：耿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