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解决高杠杆、 本土创新短板等问题

201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1.2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已经不远；但要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在现有水平上翻番，还比较遥远。

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显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很有限，转型道路上风险挑战很多。

3月22日，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挑战与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改革开放”展开讨论。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吗？

3月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进入不了高收入社会，都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比较流行的概念，但并没有实际数据支撑。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进程，每个国家的路径并不相同。与其去追求这些流行的概念，还不如追随国际上真正有效的经验。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有两点有效的经验：第一，如果一个国家持续保持健康的政策环境，他们就更加容易向上流动、更能够继续保持增长；第二，如同预测股市一般，很难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该国前十年和后十年的经济表现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虽然学界对于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说持不同看法，但历史数据显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限制变得更多。

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只有13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国家，其中包括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等。但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转变的情况并不好，中东、拉美很多国家则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中。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宏观研究公司主席鲁里埃尔·鲁比尼指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途径。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劳动力，保持一定生产力，多数都可以从低收入、农业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技术的发展，可能维持比较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会帮助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会产生一些限制，比如产业链要从低端变成中端，要跟别的国家竞争等，会面对更多挑战。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这个问题应该说困惑争论了八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共识，有一些解释，比如主要是外部性或者周期性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很难解释的”，刘世锦直言。

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取得了“中国式奇迹”，但大家似乎都需要时间来适应——维持了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要逐渐转为中高速增长。

正如之前劳伦斯·萨默斯对“健康政策环境”的强调，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展现了卓越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可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找出有效的政策，这已经被证明了很多年。

但劳伦斯·萨默斯也引用日本、苏联的例子——回看下历史，最危险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很多人不断警示这个高速增长会停止，但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回顾了最近20年中国发展历程经历的两次外部冲击，认为中国都采取了较好的政策加以应对，并促进了经济社会较快的发展。对于当前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局面，楼继伟认为“不要陶醉”。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指出，大家见过美国、德国的发展，中国在过去40年的发展是大家没有见过的。中国的特殊性，也使得国际上大家存在疑问：中国现在是不是中等收入国家？毕竟中国不是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国家，中国虽有上亿人口生活处于高收入水平，但还有更多的人生活水平并没有那么高。

他也表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决策权的集中与经济不断的分散存在矛盾。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实现软着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可以做到，但这次经济放缓面临的问题，与1999年面临的情形不一样，这次可能会更困难。

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指出，中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促进了经济的普惠性增长。通过这些数字技术的创新，很多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了，并形成了鼓励创业的生态系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数字技术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后续要面对哪些挑战？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类似中国这样经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后续要处理好一些问题。比如，过多财富积累形成较高储蓄率，但经济中没有太多好的投资机会，利率不断下行，需求整体疲软——储蓄没有转化成有效生产力，会带来后续的问题，像巴西当年就出现资金外逃的现象，日本国内则出现了房地产资产泡沫的问题。

劳伦斯·萨默斯还提醒，中国要注意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新生儿出生率下降，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变化，生育政策上可能需要做些调整。此外，很多经历高增长的国家，后续不愿意承受短痛来避免长痛，对创新、改变等比较拒绝，这也应该极力避免。

楼继伟则指出，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迈入高收入国家前后也是风险高发期。楼继伟列举了8个他观察到的挑战，包括高杠杆、中小企业融资难、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信息复杂性对政府作用的挑战、契约精神不足、反腐、泛福利化、逆全球化等。

楼继伟认为，无论是宏观的杠杆率还是各分类杠杆率都偏高，必须有序地降杠杆，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严肃财政纪律，在降杠杆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我国基本是国内杠杆，外债规模不高，国际收支保持平衡，与一些拉美国家不同，这有利于我们增加信心，增强降杠杆进度的自主性。

“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后，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还未成型，极易造成腐败蔓延的态势，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义，缺乏增长动力，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楼继伟说。

不过，中国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首先是反腐败没有禁区，所谓打虎拍蝇；另一方面是建立长效机制，解除管制，简政放权，大幅度压缩了寻租的机会。

此外，泛福利化也是一些拉美国家、个别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楼继伟表示，泛福利化导致竞争力缺乏，经济不可持续，最终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比较稳健，没有实施大面积的价格补贴，随着老龄化加快，现有社会保险体系的碎片化、不可持续性显现。

刘世锦指出，中国在创新这个指标上，国际比较上仍然是相对落后的，主要是中国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依然比较少。

“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差距依然很大，而要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短板如果补不上，中国的创新很可能是缺乏后劲的”，刘世锦表示。

（编辑：林虹）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