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资本张维:科创板是“不对称竞争战略”在金融市场的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赵娜 三亚报道
2019-04-30 20:50

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对宏观经济、科创板、企业经营、投资风险、基石资本投资原则等具体话题进行了分享。

4月28日,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2019基石资本年会上”以《棋至中局 有无参考答案》为题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科创板是不对称竞争战略在金融领域的一个伟大创举和实践。

“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强制的国有采购比例,我们民族企业早期质量还不高的产品根本没有办法销售。这个比例使几家民族企业成长起来,黄卫伟称之为不对称竞争。”张维解释说。

在他看来,美国经济的旺盛生命力背后,纳斯达克引导资本进入了高科技领域有很大作用。 正在推出的科创板,也将是中国下一轮创新经济的发动机。

(图: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

科创板在2019年正式落地,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前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电池等少数领域中美之间发展阶段差距较小,科创板定位支持的多数科技领域都是中国与西方差距巨大的传统科技领域。

张维认为,科创板有助于缓解国内科技企业发展早期缺乏资金的巨大压力,延长企业生存期。具体来说具有四大利好:

一、直接扩展了市场中套利机构的投资边界和投资容忍度,大大增强了对原创技术和创新型技术企业的直接融资功能,对推动原创硬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有加速作用;

二、有效引导国内机构尤其人民币资金更加积极投资布局更具市场活力的中小企业;

三、注册制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效率;

四、要求企业提升自身的原创科技能力。

他还引述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在新作《创新的资本逻辑》的观点: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来说,股权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则会抑制创新;对于高科技密集行业的企业,股权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而信贷市场则相反。

基石资本目前管理着天使、VC、PE、并购、定向增发、私募证券等不同资产类型的投资基金80余支,资产管理规模超过500亿元。

团队已在科技领域投资了包括商汤科技、埃夫特机器人、柔宇科技、星环科技等超过50家科技创新企业,其中16家公司已经上市;团队在该领域累计投资金额55亿元,退出金额超过75亿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除了在一级市场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医疗健康、先进制造、硬科技等领域,基石资本二级业务板块还推出了面向科创板企业和沪深市场科技创新企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张维对宏观经济、科创板、企业经营、投资风险、基石资本投资原则等具体话题进行了分享。

以下为张维演讲实录(经整理):

谈宏观经济:中国的机遇在于减税和创新

大家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标题———棋至中局 有无参考答案。改革开放过了40年,在2018年,遭遇了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我称之为两个不可逆,一个是国际贸易关系再也不可逆,二是中国经济的下行也不可逆,但这不一定是悲观的结果。

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很悲观;今年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之后,大家变得信心满满。从做投资和做企业的决策角度,以我这么多年的思维来讲应该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因为只是短期的波动,而即便有长期的波动也不影响做判断。

今天主要谈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家发展的我的不成熟的思考,第二个是科创板的特殊意义,三是企业发展的看法,四是与宏观经济无关的投资,五是基石资本的重要投资原则。

宏观经济通常由经济学家来讲,但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时代,特别是今年有那么大的声音怀念邓小平时代,大家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伟人,有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耽误几十年。

关于改革开放,大家有很多方面的小结,周其仁教授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

我对中国的崛起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聪明、勤劳和物质主义,被政府的重商主义引爆。1978年碰到一个重商主义的政府并引爆,就像是核爆炸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这两个因素不变,中国大的发展方向应该不会变。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被西方主流的市场体系所接纳而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也即融入全球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技术、价值观、知识产权,在国际分工的情况下,我们进入了全球市场,大大的拓展了中国企业的空间和边界。所以才有了 “水大鱼大” 这句话。因为进入了全球市场,中国的确通过学习模仿和跟进,实现了快速发展。

主流国家市场更大,我们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进行竞争和较量,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国际贸易关系更深刻的制度、价值观、历史遗产以及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不可逆转的。因此,大家希望中国有更好的应对。但其实不用太担心,除非政府不是重商主义,否则中国发展的基因是不会变的。这三个因素是中国在全世界崛起为第二名的核心因素。

我曾经推荐过科斯的书《变革中国》,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看到两只手,一只手是政府在释放政策红利,按照周其仁教授的讲法是降低体制成本,还有一只手是底层的边缘革命,这个底层的边缘革命对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如果你只看到其中的一只手,并不能理解中国今天的成功。

诺斯问,通常有良好的产权制度才能支持国家的长期发展,如果没有良好的产权,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吗?回答是现在时间还太短,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检验。

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些问题,钱颖一有一篇获得经济学奖的文章,他在里面探讨了国企的低效以及对经济的拖累。许小年教授也多次到我们公司演讲,他的观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实保护私有产权就是创新的基础。

如果没有合适的产权保护,对企业家的内心是造成影响的。所以,应该明确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有同样的地位,私人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个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方法。

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参考答案,中共中央5年前就已经说清楚了,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被施行,包括市场决定论。出一个非常小的改革事项——注册制,注册制有望今年被推出来。很多人提出好多国家不是注册制股市也发展得很好,但其实经济的最中心还是美国,美国是注册制,我们应该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包括垄断的金融、电信和能源领域。同时,要拆除影响整个市场发展的体制障碍和制度藩篱。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必须建立一个法治政府。楼继伟对于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是五五开。他当时是财政部的部长,不可以说很悲观的言论。他当时做了这样的判断,“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德鲁克在1985年写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预见了西欧和日本将陷入周期,而美国将克服这个周期。美国为什么能够克服?他认为美国的整个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广大的创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创新。他认为美国的一系列安排推动了这些小企业的发展,从而解决了就业、税收和GDP问题,熨平了经济波动。所以,美国并没有很明显所谓的长波的经济周期。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写了《大繁荣》,讲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推崇。菲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民有创办企业的自由,以及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富回报的信心。

这种无数不在并且深入社会底层的创新,带来了国家繁荣。所以,李克强总理2014年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多人对这个有不同的评论,也许他没有看到李克强总理的深刻用意。李克强总理在一些部委说,改革开放要壮士断腕,但挺难的,要革自己的命,去掉自己的利,是挺难的。他提出要“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所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生产力。

我最近看到复旦大学包刚升教授的一些观点,他说大国转型非常困难,因为大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很难处理好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只有遇到重大的危机和挫折才能改变自我,超越自我。我们这40年有大部分时期是对之前的拨乱反正。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大国,解决这些问题并不简单。

中国的机遇在于减税和创新。我后面再讲讲创新对发展的一些意义。

谈科创板:是不对称竞争战略在金融领域的伟大实践

WIPO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国家排名,中国大概在17位,远超金砖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当然距离美国、日本还有一些距离。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跟美国相比,差距逐渐在缩小。中美德日韩,占比最大的是韩国,中国最低,美国比中国高一些。但是,中国投入更多的是实验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少一些。

欧盟和美国拥有的可用知识产权的数量是相当的,然而全球高科技领域的销售额他们有4倍的差距,为什么呢?大家的投入差不多,但美国是欧盟的4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教授在其著作《创新的资本逻辑》中发现创新专利情况与股权市场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而与信贷市场发展成负相关关系。他的结论一: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股权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则会抑制创新。结论二:对于高科技密集行业的企业,股权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而信贷市场则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

我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跟美国是反过来的,美国的直接融资比例大概占百分之七八十,中国大概占20%,在中国银行融资仍然是主要手段。所以,中国需要资本市场,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做直接投资的人。这些都是比较有价值的数据。

回过头看纳斯达克,看中国的科创板,看它们之间内在的关系,就知道科创板为什么需要学习纳斯达克。在607家目前可查到首发市盈率数据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首发亏损比例达70.7%,港交所上市亏损的大概只占6.8%,中国在科创板推出之前基本不允许亏损的企业上市。

大量成长性科技企业在上市节点还未形成规模性利润,但后期成长速度惊人;比起软件互联网企业,半导体芯片等硬科技企业的成长要平缓许多,需更长久的投入支持。

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实现了高速发展,美国迎来了10年的黄金期,这背后源自于纳斯达克市场的巨大成功。所以,纳斯达克引导资本进入了高科技领域,而不是投向所谓的房地产和全球化。高新技术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美国最长的一段持续增长,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纳斯达克培养了一批高科技巨人,前十大成功的企业,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等大家都耳熟能详,它们影响改革了我们的生活。

美国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包括软件行业的93.6%,半导体行业的84.8%,计算机及设备行业的84.5%,通讯服务的82.6%。通讯设备业的81.7%。这些企业使得美国成为高科技领域的翘楚,苹果等企业的市值都是富可敌国的。

科创板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大,用我的话来讲,它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因为它重点支持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电池等少数领域中美之间发展阶段差距较小外,科创板定位支持的多数科技领域都是中国与西方差距巨大的传统科技领域,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投入。

因为这些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规模较小也没有形成规模性利润无法在国内上市,导致多数投资机构不愿投资。一旦去境外上市,由于与成熟市场的对手相比规模差距巨大,无法获得境外资本市场的认可,没有估值溢价也没有流动性,几乎无法真正形成融资。所以这是个问题。

科创板上市有五套规则,只有一套规则是盈利要求,其他四套规则不需要盈利,直接拓展了市场中套利机构的投资边界和投资容忍度,大大增强了对原创技术和创新型技术企业的直接融资功能,对推动原创硬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有加速作用。有效引导国内机构尤其人民币资金更加积极投资布局具市场活力的中小企业。所以,迫切需要注册制的改革,需要宽进严出,需要打击虚假信息的披露。注册制改革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效率。

影响华为管理最重要的十个人之一,人民大学的黄卫伟教授,在十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对称竞争》。

中国很多行业是比较弱小的,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强制的国有采购比例的话,民族企业早期质量还不高的产品根本就没有办法销售。也就是说,最初有一个保护国内企业的采购比例,这个比例使民族企业成长起来,称之为“不对称竞争”。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道路打开,所有的门户打开,而不给国内提供一些扶持,它们可能永远长不起来。

我提出来,科创板是不对称竞争战略在金融领域一个伟大创举和实践,必须把它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家战略。我站在这个角度理解科创板以及创新的意义。

谈企业经营:清晰的战略+企业家精神

企业发展也有标准答案。

去年有800多家上市公司踩踏并购业绩承诺陷阱。大量的企业乱收购、乱投资、乱重组、乱杠杆,我们仅仅用4年的时间就新增了1.1万亿的商誉,这些商誉是高估值、高业绩承诺带来的。

应该讲,商誉是收购兼并所必须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的思路,充满了市值管理或推高市值的冲动,因为他们往往是跨界收购。跨界收购在成熟国家成功率基本也不到30%。

急匆匆地想通过收购兼并推高市值,再融资,然后再投入、再收购兼并、再融资、再推高市值,一切都想得很完美,一旦市场掉头向下,但是个循环很容易被打破。我认为,过高的商誉就是股票市场估值的悬河。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上市公司集中搞巨额商誉简直是资本市场的耻辱。这些公司希望大家把它们忘了,但是机构投资人不能忘,因为它有一个不良记录。

如何跨越上市公司的忽悠式重组、忽悠式并购的雷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深呼吸,放平自己的心态,别想着急匆匆地推高市值。

依赖商业模式成功的企业代表不同的策略,基石资本关注这类企业少一点,但是不代表这种企业不成功。我们几乎没有投资所谓的区块链、P2P、共享经济,以及依赖于烧钱的商业模式成功的、走在法律边缘的,我们都没有去投资。

很多民营企业都曾经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和机构的投资。这些企业曾经初心也不错。我通常说,我们不投资的企业不代表不成功,比如说从海底捞挖一批高管来,复制一个海底捞、给海底捞赋予更多的互联网基因。我们认为海底捞是从一家火锅店开始做起,运营和供应链管理能力的积累需要时间,并不是说拿钱就可以堆一个海底捞出来。这不代表完全没有投资价值,只不过不是基石的菜。

我们对很多独角兽企业抱有一定的警惕,如果真正的像一匹英俊的骏马我们也佩服,但是大部分的独角兽都是在猪鼻子上插一根蒜,装。很多独角兽企业有一点伪高科技的性质。

所以,中国投资的坑也挺多的。为什么这个坑越来越多?因为这时代越来越亢奋。钱越来越多,政策监管也放松,很多企业得到了不匹配它自身能力的一些资金。

我近期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争议。我提出没有一家造车新势力值得投资的核心是什么?它要烧300亿烧10年才能看到结果,这是最重要的核心。

你并不拥有这个环节的所有核心技术,你的竞争对手是传统汽车企业,它们积累的技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它们在最重要的智慧驾驶上基本上都涵盖了。全球研发50强,传统汽车企业有13家。所以,这是一个巨烧钱、且烧了钱也未必能出成果的产业。

有人说你没情怀。真正要谈情怀,20年前投吉利的李书福,我认为是有情怀的。十几年前,甚至现在投资特斯拉也是有情怀的。在别人看不到曙光的时候,你看到它的原创价值带来的巨大意义。特斯拉干了十多年没有赚钱,但美国资本市场高度认可、尊重它。如果中国冒出四五百家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模仿从1到2的时候,资本市场很难从内心佩服你,需要你有大规模营收的财务报表来支撑。

企业的正道是什么?以恒瑞医药为例,恒瑞谈不上在全球领先,它的研发投入大概只有美国最大的医药企业罗氏的1/40,研发的也只是美国的二线药,因为达不到研发一线药的水平,但是,它坚持干了十几年,取得巨大的成功。1998-2018年,恒瑞医药营收增长约48倍、净利润增长约101倍。这是走正道。

中国几千家的企业,只有极少数在研发中投入。为什么?因为投入太慢了。它们投入的是所谓“渠道创新”,也就是是建立一条灰色的利益链。因为做研发见效慢,没有看到这是唯一的未来。这些企业未来都等着被整合和破产吧。

我对这种苦心孤诣、心无旁鹜,虽然不是全球领先地位的企业也抱有尊重。中国医药企业的研发实力总的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罗氏一家的研发投入就超越了中国所有医药企业的总和。

还有中国崛起的大明星华为。近几年全球研发投入50强,中国都仅华为一家入围,大概排在第五位。华为在未来意义的方向长期持续地坚定不移地投入,终于进入了无人区。华为的研发投入大大的超越了诺基亚、爱立信、高通、中兴等同行,所以它能在多个领域与全球最顶尖的跨国公司竞争。华为是中国人的骄傲。

为什么华为的成功比阿里和腾讯更加有意义,就是因为华为在已经高度成熟和激烈竞争的领域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当然,BAT也是优秀的企业。

华为的成功带动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发展,比如P30的供应链上有大量的中国供应商。几十年前,富士康也带动了中国数码产品制造体系的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巨大。华为对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过去中国的机会比较多,市场本身承载的福利太大,跨界经营相对容易,很多人觉得这样可以抓住一些机遇,但抓机遇的结果是你没有办法在一个领域长期停留下来。有几十位中国知名的管理学家到我们公司演讲,他们都反复强调的一点是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用任正非的话讲,就是集中巨量的炮火轰击一个单点,轰击几年才能轰得出来。高度聚焦、寻求突破,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

所以企业成功是存在标准答案的。第一,清晰的战略,以及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建立组织体系和研发体系,第二,企业还需要有企业家精神。

我们投资了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商汤和柔宇科技,他们团队的共同特点是都在IBM干过。三个杰出的CEO把IBM带了出来,最后一个杰出CEO郭士纳接手的时候IBM还亏损,但他干了十年把它做起来了。郭士纳退休十几年后的今天,IBM的市值不增反减。

IBM这个企业是值得尊重的,它们1952年在硅谷成立了研究中心,为硅谷输出了大量的人才。我说过硅谷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以及大企业形成的技术人才,是硅谷能够崛起的最重要的原因,随后才有风险投资,随后才有斯坦福大学。

公司需要有战略和组织体系,也需要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意味着能够力挽狂澜,坚韧不拔,落实到地。否则,再好的战略也没有用。

谈投资:无谓宏观经济,警惕跟风投资

中国经济往下走是又一个不可逆,因为已经高速增长这么多年。但假如我们的经济下行到2-3%,问题也不大,因为美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大概只有2-3%的增长,也丝毫不影响它继续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和创新的发动机。

所不同的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和纳斯达克的增长大大的超过了GDP的增长。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最前沿的公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科技企业走到了前排。

今天的情况是中国有两大企业进入了全球前十大公司,如果加上华为,就是三家。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下到0左右,那就变成日本了,你到日本看,日本也没有民不聊生,它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日本的经济基本上1992年以来,一直徘徊在0左右,但是,依然也是企业超越了经济周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像丰田是全球第一大汽车企业。

日本过去20多年前10位市值的公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主要是银行,今天出现了一些技术企业。过去是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以9万亿日元市值排到第一,今天市值最高的丰田超过二十万亿。资金面变化不大,二级市场依然有很多投资机会。

中国台湾GDP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长期处于1%-4%之间,也出现了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带动了台湾半导体领域的成功。

韩国经济增长也一般般,在3%左右的波动,但是它有三星这样的企业。去年三星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净利润达390亿美元,三星销售收入贡占韩国15%的GDP。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是6-8%,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我觉得他们都高估了。但这不是关键,最核心的是股市并不是经济的晴雨表,我们比较了从2000年到去年年底的上证指数和GDP的走势,它们重合率并不高——长期来看,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短期来看不是。

中国经济高速起飞的年代是典型的熊市,股市的上涨有更复杂的原因,与货币与刺激性有关。我们刚刚给大家送了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这本书虽然写于100多年前,但是深刻的点明了人类在这些问题上的疯狂,无论是政治事件、战争还是金融投资都体现了这个社会由“麻瓜”组成。

很多机构对经济周期进行预测,但我觉得意义并不大。

去年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段子,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预测了2018年的情况,10个预测错了9个半,我以为是大家搞笑的,找出原文,的确是这样。中金公司代表中国最高的研究水平,同样,高盛代表美国最高的研究水平,高盛一年一度推出的顶级交易预测,前年底对去年做了预测,7个交易策略仅1个带来了正回报。所以要想预测是挺困难的。

耶鲁大学教授、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1982年的时候,分析了美国100多年来的宏观经济和股市的走势,发现相关度也不大。个体的交易行为产生出金融市场无法预测的群体行为,由此奠定了他在行为金融学领域的研究基础。

对我来讲,可怕的从来不是宏观经济,而是跟风投资,像是千团大战、共享经济、百播大战、造车新势力,还有P2P、区块链。真正对投资有害的是跟风,不是宏观经济。

谈投资原则:不追风口,不赌赛道

我们不追风口,不赌赛道,我们不会局限在一个赛道上布局,因为我们觉得风口转瞬即逝。华为把这个问题看得很好。互联网领域先后流行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但任正非讲,所有这些新的东西,如果不能解决华为自身的技术升级、客户服务等现实问题,你研究它就没有意义。

再一个是赛道拥挤,我们对企业估值昂贵抱有一定警惕,不追逐“大众情人”。

我们对具有原创性的硬科技企业愿意持续投资、下重仓。商汤柔宇都是我们投的少数具有世界级平台型技术的企业。一直有人怀疑柔宇骗子,但为什么它不是呢?从技术到大生产是一个巨大的门槛,从大生产到形成大规模盈利又是一个巨大的门槛,这两个门槛都很难跨过去。但今天柔宇已经把第一个门槛跨过去了,成功建立了生产线,实现了批量化生产,至于能不能获得一个正向的财务报表是另外一回事。

另一个投法是重仓于有安全边际的企业。这些企业我们的投的数额不小,像做连锁药房的全亿健康我们投了20几亿。像埃夫特,中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我们投了6.6亿,第一轮就投了4亿,帮助它收购了意大利的一家机器人企业。

我讲一下我们投资迈瑞故事。迈瑞从纽交所回归的时候16、17亿利润,要按560亿估值投。迈瑞能值几百亿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有两点,第一,作为中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企业,迈瑞上市是没有悬念的,同时它已经在纽交所退完市了,它的规范性和规模也没有悬念,也就是说,它的流动性可持续;第二,剩下一个重要的判断,看你的功夫,你觉得这个企业有没有成长性,它的利润能不能像它所讲的一样增长。如果这两点同时成立,也可以投。因为它有安全边际能带来好的回报。

埃夫特也一样,作为中国最大的、最令人值得骄傲的工业机器人企业之一,它上市是没有悬念的。在这些没有悬念的企业,不应该只小额投资赌一赌,而要下重仓。这是基石的风格。基石投资项目的数量远远少于同行,因为我们不赌赛道,我们愿意下重仓。

干了这么多年的投资,我认为投资最重要的是有立体的思维。大部分人的思维是单向的,就企业说企业,就技术说技术,就财务说财务。其实,投资需要立体的思维,要对企业的行为有全面的理解,企业不仅是技术和财务,还包括企业家精神、组织治理体系等。

投资也不仅是估值,影响估值的因素更复杂。在美国上市和在中国上市有不同的估值方式,这些不同的估值方式对回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能含糊。

同时,你也不能用最乐观的眼光看资本市场,也不能用最悲观的眼光看资本市场。这话听起来是大白话,但是,具有立体思维挺难的。

所以,优秀的投资经理肯定是具有立体思维的人,而不是简单的线性思维的人。

格雷厄姆说,投资,是在保证资本安全的前提下,经过严谨的、保守的估值,在交易价格相对于内在价值打折扣时买入资产,从而保证一种满意收益率的行为,与此不符的就是投机。巴非特说投资两个重要点,一个是如何给企业定价,第二个是如何看待股价波动。

索罗斯的观点更接近地气。如果说巴非特说外面天气晴朗是一个客观的判断,索罗斯说今天会发生革命就是一个主观判断,索罗斯认为,如果大家都认为今天会发生革命,今天就真的会发生革命。他说资本市场与这个更接近,而不是外面天气晴朗。

所以做投资、考察企业需要立体的思维。

基石资本认为,投资两个重要点,第一是综合企业各方面的因素对企业的成长性做判断,第二是估值。

从估值来讲,现在我们的估值剔除负值,市盈率大概在21倍左右,处在历史中位数水平。去年12月份更低,中小板、创业板等指数都差不多。

我们也有用PE风格投资的二级基金,所谓的PE风格是用PE的方法挣钱,不赌赛道、没有组合、没有趋势,一个企业、一个尽调、一次决策。我们没有办法跟公募基金比,我们可以做得更微观一些。

此外是向优秀的企业致敬,这些优秀的企业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基石资本已经投资约130家企业,项目退出比例约为42.3%,已经退出的部分回报比达到了5.4倍。我们是注重退出的企业,早期的回报是不错的,退出的比例在业内也是比较高的。

最后,表达一下作为一个商业组织的愿景。

德鲁克去世之后,德鲁克的故居做成了的德鲁克纪念馆。德鲁克过去的同事想选择德鲁克的一句话表明他一生的成就,他们认为这段话精确的表达了德鲁克的思想: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途径。”

德鲁克认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他所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将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

我们的使命是共同构建企业家社会。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社会”能以创新的渐进方式,而非革命暴劣、破坏的方式,在实现社会发展改进的同时延续文化文明的传承,从而保持稳定运转。

最后引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的一句话作为我的结束语:“我们不做预言家,我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们必须学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并且尽量留意我们自己的错误。”

(编辑: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