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丨陈志武：谁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爱买房？马化腾个人财富比乾隆一年财政收入还多50%

图：陈志武在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演讲

5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CAFR名家讲堂”中表示，从清代官员和富商被查没的资产清单来看，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青睐房地产投资，而是仅有三分之一投入房产和田产。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人的房地产占家庭财富的比例偏高，而保险投资和其他金融投资过低。

马化腾个人财富超过乾隆时期一年财政收入

陈志武在演讲中表示，40年前的改革开放的确创造了了不起的经济奇迹，就从财富数量级来说是变化很大的。举例而言，最新数据是马化腾个人财富426亿美元，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左右，如果说今天中国人白领一年收入10万，3000亿人民币财富相当于300万工薪阶层人的一年的收入。而在乾隆年间，当时一个工匠一年24两到25两银子，一年的财政收入是200万个北京人的一年收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化腾存量的财富比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多50%左右，马化腾财富数量是非常高的。

陈志武和他的团队查询了一批清朝官员抄家的资料发现，18世纪最有钱的和珅家产1.8亿两银子，但他是例外，因为一般的官员，比如被抄家的陈辉祖、王亶望做到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之位，那个时候就是巡抚、总督。他们的家产是算很富很富，王亶望是300万两，陈辉祖47万两银子。而18世纪被抄家的商人最多是300万两银子。总体来看鲜有人家产超过千亿。当时以贵金属作为货币计量单位，整个中国社会把地下的银子都挖出来也不到3千亿两银子，当时的货币供应量就取决于金银总量。那个时候的财富在整个社会里面实际上是常数，这个常数之下，地主富农多赚了，意味着贫农没有机会了；贫农多赚了，就意味着富农和地主没有办法赚钱了，这就是零和博弈。

陈志武称，从原来的贵金属作为货币到信用货币、纸币，现在是电子币了以后，总的货币供应量是多少不再由天来决定，是人民银行还有其他国家的银行决定，可以看到把不同的财富金融化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现代金融体制下，金融财富最多可以到多少不再有上限了，是无限大的数字。现在我们看到这40年不管在哪一个意义上来说，特别是从财富数量级的意义来说变化很大，成就很大。

古代以人为载体的财富保存

陈志武回顾了从原始社会至今人类的理财方式。

原始社会的人采集、打猎，按照游牧民族的方式生存，土地没有投资价值，私有土地是个伪命题，所有土地属于全人类。那个时候非洲坦桑尼亚一些部族收入的保存方式是羊群，靠羊来表现男人的成功是比较简单，如果你有1千只羊，你就比有100只羊的人更成功，羊的数量就变成了财富多少的具体表现。但靠羊的数量来承载财富、实现财富的跨期保值升值有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要养羊，还要防止瘟疫。为此坦桑尼亚的部落将100头羊折算成一个妻子，形成了妻子的交易市场，这样比较成功的男人就可以把成功的果实保留下来。

到了农业社会，财富依旧可以以人为载体。陈志武团队搜集了18、19世纪的中国妻妾买卖的数据，整理出3000笔交易，显示在清朝的18、19世纪的时候，妻妾的价格和粮价是负40%的相关性。

“证明了原来妻妾和女儿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保险资产，是财富和保险的方式存在的。娶妻子不仅是实现跨期理财、跨期保险的安排，也有生育子女等功能，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是证明在灾荒的时候粮价很高，那个时候很多家庭被逼的把妻子、女儿卖了，变现的钱买粮食，让一家人活下来。这个饥荒发生的时候，粮食的价格很高，妻妾市场上的供给会增加，这个时候妻妾的价格比平时普遍的低更多，这个是说明人在当时农业社会也是作为一种财富、保险的载体存在的。”陈志武说。

不动产仅占贪官财富的三分之一

古代人怎么理财呢？

陈志武举了几个例子。

1772年云南的布政使钱度是个贪官，后来因为被举报了，被贬做了布政使，被调查是因为在云南铜矿受贿太多，乾隆就把他抄家了。抄家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的财富是这样的情况：黄金、玉器、古玩等加在一起106682两银子，占整个家产66.8%。20.2%的家产是放在钱度老家常州的土地和房产上，大概是25850两银子。家里的家奴有23个，典婢10名。按照当时的估算，这33个人的估值是261两银子。在抄家书里面，官员调查的很清楚，钱度的妻子、妾、儿子、女儿不放在家产清单，家仆这些人的资产属性则是非常明确，说明奴役制没有完全结束。

220个贪官被查的时候，不动产的平均配置比例为32.5%。和珅的房产、田产在一起占家庭财富34.1%，也是三分之一的水平。不是很有钱的官商一直到最有钱的和绅，房子和土地投资的占比总体上是随着这些家庭财富水平的上升而下降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重点强调，一般的印象就是中国人一有钱买很多的土地和房子，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发现到当时一个家庭的财富超过了4万两银子左右的时候，房产和田产投资占比就会越低。大家想想为什么那么多有钱的家庭不愿意把更多的钱用来买土地和房子？这个对今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家庭理财可以有一些借鉴作用。”陈志武说。

原因在于，土地和房产买的越多，家庭财产情况暴露的越多，私有财产受到的保护不是那么可靠的时候，在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不是靠得住的社会里面，千万不要露富。 在一个非法治社会，要用几种投资形式要把财富分散开来，让财富不至于让大家都看得见，这个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有形的投资品正因为有形，谁都可以看见，做这些投资太多的话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会很多，就会有太多的人整天盯着这些钱，看看是怎么来的。

除了这些不动产以外，古董、艺术品等在原来的投资理财安排里面比重也很高，差不多也是三分之一。还有经营型的资产，像典当行，钱庄、票号，这些经营型资产加在一起占了被抄家家庭财富25%左右。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金融资产，也不奇怪，中国人即使很有钱了，做好优化投资理财选择的空间也非常非常少。

盛宣怀的“超前投资”

后来在洋务运动之后，上海有了股市和债市，财富工具朝着非人格化、非物理化的金融资产方向发展。

盛宣怀1916年去世之后，家产清理小组发布的公告显示，当时盛宣怀在老家常州和上海淮海路这一带的房产占整个财富46.4%，房地产投资对盛宣怀来说占比较高。经营性资产，商业资产占比9.8%，金融资产43%。这个43%里面，有38.4%是股票。“到1916年的时候，对盛宣怀来说，他是走在很前面了，他整个家产投资组合里面金融资产占比非常高。”陈志武说。

陈志武团队也研究了20世纪中期香港富豪们的投资理财结构，发现与当年的盛宣怀也差不多，他们是45%是股票投资，把其他的金融资产算起来的话，香港家庭59%的财富是金融投资。50年代的香港金融市场发达的程度和1920年的上海非常接近，所以有类似的投资理财结构也是不奇怪。

而根据2013年西南财大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把前20名最富有的家庭调查了一下，房地产投资加在一起占33%，经营性资产42%，金融资产的占比是18%，金融资产占比依旧比较低。

30年以前UBS对美国家庭、中国家庭投资组合的对比，美国家庭投资占24%。保险也是24%，这里面包括万能险这样的投资属性很强的保险产品。股票占家庭财富的11%，债券占6%。相比以下，中国家庭房地产占比59%，保险类金融资产配置才4%，现金加银行存款25%。这个是远远比美国家庭高很多，美国家庭存款占11%，中国是占25%，这个和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有很大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资本化的水平是比较有限，反应在家庭、投资理财的结构上来说，房地产占了中国家庭投资的大头，保险投资和其他的金融投资占比是相对比较低，当前分散投资的程度还不太够。”陈志武说。

（编辑：马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