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的概念自从2006年引入到中国以来，这一特殊的组织形态如今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快的发展。只不过，中国的社会企业到底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现状，比如，中国有多少社会企业、它们有哪些特征、它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发展环境、有着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和困境，对这些问题，我们还缺乏基本的了解。
2019年4月12日，在“2019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奖启动仪式”上，一份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完成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为我们揭晓了以上问题的答案。
社会企业数字面面观
这份报告的总撰写者、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用一系列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社会企业的基本生存现状。
根据调研项目组的调研和估算，中国有自觉意识（身份认同）的社会企业，大概有1684家。这些企业多数处一地组织发展的初创期，近半数（44%）的受访社会企业成立于2015年及以后，成立时间不超过3年；社会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市场运营：91.6%从事市场经营活动，58.4%的社会企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市场经营，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企业市场运营的特征非常明显。调研的另外一个发现是，大部分社会企业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61%的社会企业规定禁止或限制利润分配。2017年，有84.5%的社会企业将其净利润主要用于再投资自己的事业，只有8.5%的社会企业会向股东进行分配。
从年度收入总额、融资总额等指标来看，多数社会企业属于中小型组织。收入总额在101-1000万元的中型社会企业占41.6%，11-100万元的小型社会企业占37.5%；融资总额在11-100万元的小型社会企业占39.4%，101-1000万元的中型社会企业占28.3%。而从受薪员工数量来看，多数社会企业属于小微型组织。53.4%的社会企业受薪员工总量在10人以下，在11-100人之间的占比40.1%。
社会企业在广泛的社会与环境领域实现其社会使命，包括教育（21%）、社区发展（13.4%）、就业与技能（12.3%）、环境与能源（9.8%）、公益/社企行业支持（9.3%）、医疗与健康（7.4%）、老年服务与产业（6.5%） 、扶贫（5.7%）、艺术文化体育（4.6%）等众多领域。
调研还发现，绝大多数社会企业的原始资本主要来自于社会企业家个人（占86.1%）。社会企业创立后获得融资的成功率偏低，仅有34.8%申请过并成功融资。在社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商业创投机构、新兴的社会投资机构和传统的商业银行均未成为我国社会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在社会投资的回报方面，商业投资机构在影响力投资中大多数实现了与预期一致（50%）或高于预期（20%）的财务回报，而在基金会的影响力投资实践中，有三分之一的社会投资项目其财务回报低于预期。
从2006年到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2014年到2017年每年新增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维持在245家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企业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需要一个大的突破。而且你会发现，新增社会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我们急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来实现新的发展。”邓教授说。
两大发展机遇
在非营利组织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但是在社会企业领域，中国的差距并不大。而且，邓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些特殊机遇，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企业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首先是中国的社会需求特别大，这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重大机遇就是中国具有很好的利用互联网的社会氛围，在互联网+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次调研就发现很多社会企业利用互联网+，发展状况特别好。
2018年度社会企业大奖获得者、水滴筹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在现场分享了他们如何利用互联网完善社会保障的故事。
在创建水滴筹之前，沈鹏曾在美团网工作过几年。受这段工作经历的影响，他一直在想如何通过互联网去改变更多的社会问题。基于个人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沈鹏想到了要利用互联网科技去助推更多的普通民众有保可依。2016年4月，沈鹏从美团离职，拉着创业小伙伴启动了水滴筹公司。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健康险的渗透率还是很低的。水滴筹主要为两个用户群体服务。一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由于身体状况还不错，一般舍不得拿钱去买保险，他们宁愿把钱用于学习和娱乐；二是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普通家庭的人。这两类群体在有了大病时，压力会比较大。“他们需要一份保障，我们就围绕这两个群体来设计产品，用良好的性价比去打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健康的时候买一份保险，遭遇大病时能病有所医。”沈鹏说。
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在一些人有了困难的时候，用互帮互助的理念一起去解决问题。公司的业务分为三类：水滴互助、水滴筹和水滴保。其中水滴筹业务，到2019年3月底共帮助了几十万个大病患者，累计筹集了160亿元人民币，独立捐款用户达2亿多人；水滴互助业务，截止现在上线3年时间，活跃用户有7000多万人。给2000多个家庭累计援助赔付了3亿多元人民币。
浙江庆渔堂是另外一个利用互联网科技解决社会问题的好例子。庆渔堂的名字意寓为“庆收于渔，创富于民”。公司创始人沈杰说，庆渔堂的初衷是用物联网构建一个科技养殖的服务平台，帮助农民养好鱼。
中国农民在养鱼时，会面临很多痛点。比如，鱼塘缺氧会导致鱼大面积；养殖废水导致的污染和疾病都很严重，鱼的品质差。庆渔堂试图通过互联网科技从源头解决问题，通过养殖端的改进，解决养鱼人之忧，并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水产品。
庆渔堂设计的物联网平台，能对鱼塘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掌握全天鱼塘溶氧量的变化，什么时候氧气低了，平台会自动做增氧处理，并在第一时间通知养殖户把其他的增氧泵也打开。现在农民通过手机APP在家就可以遥控增氧机的开关，实时监控鱼塘情况，大大降低了鱼儿死亡率，养鱼的品质提高了。
投资方的纠结
社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兴起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与良好的发展环境。禹闳资本是国内少有的主要从事影响力投资的投资机构，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唐荣汉说，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他们会将社会环境影响作为首要的考量因素，但同时也不会放松对财务指标的考量，“有一些企业，的确创造了不少就业和税收，但在生产过程中会制造很大的污染。这样的企业，即便是它会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我们也不会投。”
禹闳资本做投资的基本逻辑，就是从社会问题研究开始，然后确定投资主题。基于投资主题去寻找标的，进行比较，如果觉得某个团队靠谱就会投。但在这个过程中禹闳资本常会遇到让人纠结的问题。比如说，养老产业的潜力本来是非常大的，但禹闳资本经过调研发现，在养老产业，恐怕赚钱多的并不是那些直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组织，而很可能是养老地产行业和养老金融行业。而那些真正直接服务老人的细分服务提供商，无论是不是医养结合，大量的企业都在亏钱。“这里面反映的是养老行业生态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投资机构需要认真对待的。”唐荣汉说。
再比如，教育机构门槛低，要做到小而美相对容易，但要做到一定规模就不容易。做应试培训赚钱容易，做素质教育赚钱难。如果去投容易赚钱的应试教育培训项目，那这与社会投资的目标又相悖，所以唐荣汉时常会对此类矛盾感到纠结。
对此，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沈东曙认为，改善一个行业的生态不容易，进展会很慢，要想解决这个困局，还是得靠那些能够打破困局的社会企业家。
德鲁克说过，无论是营利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有三个要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捕捉市场机会；二是企业家精神；三是效率工具。如果这三点没有把握住，就难以得到好的结果。
在九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双看来，如果一家企业既要解决社会的痛点，还要实现企业自身的目标，那么面临的难度会比那些只是要解决自身问题的企业来得高。所以，社会企业都是忍辱负重的，一定会比别人成长得慢一点。“但是，在那些别人认为比较冷门，比较不愿意接触的领域，你去执着追求的时候，往往翻过一重山就是柳暗花明。” 王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