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垃圾分类是建立全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改革

垃圾分类的话题持续“高热”。近日，海底捞杭州某店因为垃圾分类不当，其垃圾或被拒运。此事引发热议，并上了网络热搜榜。这家店存在垃圾污水溢出、店内垃圾收集容器配置不规范、垃圾混装等现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近日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目前，从顶层设计来看，垃圾分类工作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2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分地区来看，最令人关注的是上海。今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7月1日上海将进入强制垃圾分类的时代，最醒目的莫过于对不执行垃圾分类相关规定的惩罚，如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可以看出，垃圾分类工作在纳入法治框架之后，将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已经不再是“十二五”期间仅仅在小区发放分类投放的垃圾桶那么简单了。

在过去十几年的垃圾分类工作中，这项工作不断陷入不良的闭环而无法突破，即地方牵头开会-给小区投放分类垃圾桶-建一些示范小区（主要是在前端）-检查完毕后垃圾重新无需投放-再重新开会研究……如此循环，无法突破。这种推进方式显然没有打通垃圾分类工作的完全链条，仅仅从小区（居民）前端去考虑，多以投放垃圾桶的数量来衡量工作的进度，而对于后端的垃圾运输、垃圾处理与回收研究不够。

从基本层面来说，垃圾分类工作的本质是事关利益调整与产业链重构的改革，关系到城市治理机制、法治、税制以及费制等多方面的改革。从更深层次来说，它更是一场撼动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变。垃圾分类体系的建立，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罚款，也不是为了简单做到垃圾分好类、定点定时清运、井井有条地被回收与处理，垃圾分类体系最终目的是为了从源头减少垃圾总量。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垃圾分类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目前的基本目标，一个是深层次的目标与愿景。对于眼下的建立垃圾分类系统的工作时间表来说，需要尽快从利益协调、政策配套、纳入法治框架、观念普及四个方面来着力。

垃圾分类是一项典型的中央制定政策、地方充分发挥机制创新的工作。地方需要创新机制，探索适合自己地方的模式。以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为例，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因为这些地方前端与后端的条件较为成熟，从媒体对上海近一个月垃圾分类工作的报道来看，许多小区基本开始步入正轨，垃圾清运点也有专门的保洁人员和志愿者指导，而且人们已经进入了非常详细的技术性探讨阶段，比如如何更好地选时选点清运垃圾，一些小区为了下班晚的人还设置了误时投放点，等等。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后端可能也更容易建立工作机制，环保回收公司应该积极被纳入垃圾分类工作系统中，由此形成一个政府制定管理条例、实施监督、购买服务，而市场提供服务的双层机制。

一些观点认为，上海模式与节奏较为激进与快速。但是，如果确认这是一项改革，那就是宜早不宜迟。而且，将垃圾分类纳入城市管理的法治框架，明确罚款标准，只是最基本的一步。在垃圾分类做得较好的日本，惩罚更为严厉，违反垃圾分类相关规定可能面临监禁，严重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下的监禁、1000万日元（约60万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有观点提出，日本垃圾分类制度之所以做得好，主要是惩罚严厉。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遵守规则与秩序的结果。说到底，垃圾分类是让人们改变以往不环保、缺乏秩序感的生活方式，从个人观念层面重新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官媒所说的“新时尚”，起初可能面临人们的一些不解与迷茫。但是，这项重要的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府需要做得更多，主要是对于前端与后端的打通、政策配套、合理购买市场服务，等等。最终，垃圾分类制度的完全确立，也可以帮助形成一种有规则、守规则的社会环境，它与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

（编辑：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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