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历程观照城市融入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成斌
2019-06-15 07:00

刘成斌

当前的中国正在崛起,尤其是中美之间从贸易到金融、技术、人才等领域的多重冲突,表明这种崛起遇到的矛盾多么复杂。但这也正揭示了中国是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

快速的社会变迁标志之一是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过程是征地拆迁,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从政府如何谋划、如何获得群体拆迁的同意率、如何处置具体的相关经验问题,到学界如何把握当事群体的生命历程、如何理解社会公平正义、如何驾驭中国发展的航向,可谓成果众多,众说纷纭。

《底层分化的逻辑:征拆安置小区失地青年现代性获得研究》。资料图

《底层分化的逻辑》(曾东霞著,中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运用实证的方法获取自己的经验材料,应用生命历程理论探讨了失地青年面临征地拆迁这一外来变量做出的各种应对办法。该著作从两条主线勾勒了作为底层的青年之转变或未变:一条主线是从个人的工作与住房等日常生活着手,描绘失地青年在突破传统观念、计划自我发展、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个体写照,另一条主线是用结构性视角呈现空间、组织、人际关系等宏观背景。两条主线既有宏观、也有微观,既有客观、也有主观,相互阐释、彼此补充,完成了对底层青年在城镇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同时有持续发展的上进群体和贫困落后的被动者的双重论证。

在失地青年的发展主体心态方面,曾东霞着重阐述失地青年从农民角色转变为市民角色的过程,既有横向解剖,谈了其心态分类;也有纵向透视,谈了心理转变过程。从横向解剖来看,作者提出了失地青年面对外来的拆迁这一变量的不同反应,有的青年积极主动,利用自身条件和征地补偿寻求新的发展,但有的青年不够积极,甚至有的陷入消极被动而不能自已;从纵向透视来看,传统农民是大家的初始共性,在转向市民化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选择,因此,显现出不同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既在个体上影响其效能感,也在客观上影响整个城镇化发展格局的质量与成效。作者用现代性的视角审阅失地青年的主体性向度。

在论及宏观的结构力量方面,曾东霞主要强调“结构”对个体行为的规制性与约束力。例如,作者认为“失地农民行为的随意性是传统记忆延续的实践意识与空间变迁错位强加给他们的标签”,也就是说空间变化对农民来说好比换瓶不换酒。这表明作者是将失地青年作为主体地位来看待,外来的城镇化变量并没有及时地改造青年的主体性,所以才出现村庄管理混乱的情况。组织结构方面,作者认为原来单一的村委会管理组织转变成N个彼此关联但有不同分工的社区机构,这些机构一方面是居民的服务者,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服务的态度与质量,利益动机与信任等诸多问题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系统,失地青年面对这一新系统既期待又疑惑,产生了诸多焦虑甚至矛盾。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让失地青年的生活系统丧失了原有的稳定性与信任感。焦虑、疑惑、矛盾、失信……诸多因素叠加,让部分失地青年陷入固化在底层的风险。

在前述基础之上,作者试验性地探讨了社会组织力量介入失地青年发展困境、化解失地青年人生风险的具体实务及其理论问题。进而从行动主体的角度提出了失地青年分化的社会逻辑,并从政策、文化等多角度讨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整合举措。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更是动态的。失地青年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具有很多走出这本著作范畴的维度与节点,比如底层概念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社会分层概念的一个层面,底层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分化面貌说明了其群体的哪些共性?在结构和文化上与上层群体、中层群体有什么区别?在现代性获得上,中层与上层会否存在同理性分化路径?再比如,如果跳出经验,失地青年的发展与中国城镇化问题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存在事实,更是关乎城市化理论等诸多命题的建构与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带来的青年现代性与西方工业化的现代性在过程与结果上有哪些共性与各自的特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

(编辑:董明洁,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