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供给侧改革、大湾区建设中，有两个问题要进一步关注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几乎与之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大湾区内推进经济融合和金融融合，有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

曾在央行、光大和中行履职，参与澳门特区筹备的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与粤港澳大湾区多有交集，6月16日上午，刘明康在深圳提出了两点观察：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融合、经济融合，全球供应链重新整合的今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提及得不多，还有进一步关注的必要。

刘明康是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大湾区经济与发展论坛上作出该表述的。他指出，一是，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大湾区建设中，要高度重视法治创新和改革，如，在民商法领域中，要充分尊重商事合同相关主体的主动选择，在适用法和仲裁地的选择上，采取更灵活的便利方法，这一点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已经有过宝贵的经验，比如大亚湾核电站、岭澳和阳江等核电站的建设中，都选择了普通法和境外仲裁渠道。二是，大湾区的金融服务业要强调文化建设。金融业的文化建设有其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客户至上、自觉防控、创新、依法合规经营、问题到我为止。

对于前者，法治创新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它直接关乎商事主体各方的信心，而市场经济运行中，信心比黄金都重要。

他以改革开放初期，参与建设大亚湾核电站融资工作为例，具体的回顾了经验做法。并说，“30多年后，中广核能中标英国新型核电站‘交钥匙’工程，我一点不奇怪，而是很兴奋，”刘明康说，因为在招标条件的背景要求中，一定会考虑制造商必须有过普通法下建设、运行和管理的经验。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法治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在法制环境方面展示出更大的务实和灵活性。例如，2016年7月6日，最高法发布的《南宁声明》有力的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司法合作的平台建设，对减少平行诉讼做了合理和灵活的处理。今天，我们在应对外部挑战和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中，更多的企业在考虑供应链重构，东盟国家是理想的目的地和中转站之一。而2018年6月，最高法在深圳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又给我们带来新的喜讯。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大湾区仲裁方面的合作。现在，跨境的仲裁有很多安排，但是执行情况不甚理想。在判例法的实践中，应当注意到，香港有丰富的经验和人才，近三年退休的法官里不乏爱国爱港人士，他们也是大湾区法治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后者，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服务业建设方面，刘明康指出，内地一侧尤其要强调文化建设。总书记指出，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长久。

文化建设有五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客户至上的文化，客户就是上帝；二是，自觉防控风险的文化；三是，创新的文化；四是，依法合规经营的文化；五是，“问题到我为止”的文化，在大湾区内地一侧的九个城市里，所有金融从业者其实都是大湾区的名片，要有担当精神，善于倾听，善于沟通，迅速打通内部的有关环节，拿出解决方案，更好的为大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编辑：周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