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下称《条例》），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在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上，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意见》要求到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也是落实十九大的相关部署和任务。

新时代乡村现代治理的框架是以党建统领全局，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根本，以德治为引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条例》提出了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任务与目标。其中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的主要工作还包括解决好“三农”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当然，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提高组织领导能力是最优先的任务。首先，就是加强组织领导。其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各级党委要把乡村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二是健全、创新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与制度体系。其次，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党委和政府很多部门，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做好协同配合。其三，强化各项保障，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财政经费保障机制。

党负责统领全局，而乡村治理体系则以自治、法治、德治为主，实行三治结合的治理方式。其中，自治是属于村庄的范畴，法治是属于国家的范畴，德治是属于社会的范畴，三者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缺一不可的。

在《意见》中，强调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村民自治是基础。为了增强自治能力，需要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意见》要求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实施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实现公开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通过透明化接受村民监督。这些是鼓励村民参与自治的重要保证。 《意见》还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与乡村治理，起到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具体体现。共治包含了市场自治、社会自治以及乡村自治等内容，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早在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城市政府应该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同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而乡村自治早已成为制度，只是需要加强。

法治是乡村治理的根本，《意见》强调，乡村有效治理，法治是前提，法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为此，《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中，法治占的比例最高。首先是要求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规范农村基层行政执法程序，将政府涉农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其次，要求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设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其三，要求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其四，要求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其五，要求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

长期以来，由于乡村较为分散，公共法律的涉农服务存在“最后一公里”的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乡村、社会治理难题。这就需要司法部门畅通伸向乡村的“最后一公里”，建设法治乡村，夯实全面依法治国根基。

德治强调发挥传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村民道德公约等自律规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乡村治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项基础性战略工程，应该从战略高度着眼，细微处着手，坚定不移地推进。

（编辑：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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