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数字货币出现以后，支付清算机构还在不在？
“我记得大概是2015年左右，当时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开了个会，提出要研究数字货币。那时候我在办公厅当主任，大家都觉得很吃惊，数字货币是什么？觉得很新奇，对大家震动很大。现在数字货币的文章也好，观点也好，研究很多。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看到真正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银联对数字货币也有一些研究。”8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也阐述了他对数字货币的看法。
“银联作为一家支付清算机构，我们真正关心数字货币出现以后，数字货币得到大量运用，支付清算机构还在不在？支付清算机构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说实话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邵伏军建议，数字货币的建设还是要高度重视发挥现有的支付清算机构的作用。
如何看待比特币和libra？
邵伏军首先谈及数字货币发展的内在价值。回顾货币发展的历史，作为一般等价物，无论是最开始的贝壳还是后来的贵金属、金属币，还是中国出现的交子、银票等等，每一种货币形态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且货币的功能也在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因此当前，我们讨论数字货币，确实还是需要认真思考，从这个本质出发，以及数字技术给货币带来的创新价值在什么地方。按照经典理论，支付手段、储值工具、计账单位是货币三大功能，数字货币怎么实现这三大基本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有趣的问题，值得不断研究和探讨。
“商业机构主导的加密数字货币，比如前两年炒得很热的比特币，最后也没有成为通行的货币。因为它的价格不断波动，大家普遍认为它是一个数字资产，或者是一个数字商品。”邵伏军表示。
近期，libra引起高度关注，邵伏军也谈了他对libra的看法。
一方面，数字经济垄断性的科技公司和庞大网络优势产生协调效应，大家认为，这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的运行和监管提出新的挑战，从而引起各方关注。另一方面，它的目标是打造超主权的货币，并且设计了锚定一揽子货币作为基础，是一个稳定币的方案。它在增强信用稳定币制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目前为止也有很多细节还不太清晰。至于应用场景，目前依然是聚焦在跨境支付这一块。所以未来发展怎么样，前景怎么样，确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三大作用
邵伏军表示，基于国家货币论的角度来看，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我们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基于国家信用的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当然，法定数字货币也还在研究当中，它的形式和方案也有很多。但是从作用来说，还是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第一，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的手段。现在的货币发行方式，因为发行以后，对货币流通缺少有效的实时的监控手段，基本是通过统计和估算。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将使货币创造、计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并在数据脱敏以后，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分析，为货币的投放，为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且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同时，央行数字货币也能够有效地在反洗钱、反恐融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有利于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的水平。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货币数字化，它还能够通过与智能技术的结合，通过智能合约的设计，较好解决交易双方信任问题，信息流与资金流同步的问题，这个优势能够大幅度简化传统金融机构间比较复杂的交易流程。
第三，切实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从货币最基础的支付功能来看，通过运用法定的数字货币，可以使法定货币的流通的网络极大的扁平化，实现支付系统底层全面的互联互通，大幅度减少兑换的环节，提高跨境资金的流动性，解决传统的跨境汇兑在链条长、到账慢、效率低等等方面的问题。
三大难点：技术、国际间协调、基础准备
当然，法定数字货币确实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不然到现在，也没看到广泛使用的实际的方案。
从法定数字货币发展来看，第一，技术实现难度还有一些问题。法定数字货币在理论上存在很多的优势，但是受制于当前技术水平，确实还难以实现对海量的货币实时数据采集、监控和分析，也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可编程的操作。
第二，国际间协调的难度也是一个问题。各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协同，在现在汇率形势下就是一个难题。法定数字货币运用以后，协调的难度会更大。正如各国支付市场的监管，各国差异很大，各国研究数字货币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大不相同。目前有的国家是支持的，有的是观望的，有的就是明确禁止的。
第三，基础准备方面也有一些困难。从顶层设计来看，法定数字货币将对各类金融业务、金融服务的底层运作逻辑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在金融体系的全面应用基础准备方面，目前来说还是严重不足。既缺乏相应的底层运作规范，也缺乏对相应的监管机制。比如说是不是匿名，是不是计息等等这些基础问题确实还在探讨当中。
而从商业数字货币角度来看，也有一些问题。“目前看到的商业数字货币的这些方案，从根本上来说，依旧是代币，难以真正作为货币存在，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邵伏军坦言。
第一，信任的问题。价值稳定是货币被接受并普遍流通的前提。目前商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如果作为商业联盟，发币的原则和基础都是商业信任，缺少稳定透明的运行机制，是不是存在超发，是不是存在不足值的发行，本身兑付的流动性怎么样，储备资金是不是挪用，这些问题确实还是一个疑问，也存在一些风险。
第二，技术管控的风险。区块链这些技术，在高频交易处理与快速响应的效力方面有优势，但商业数字货币涉及亿万客户信息，涉及到客户隐私泄露，安全信息；同时，商业货币的匿名性对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方面提出挑战。
第三，产融结合和垄断的风险。大型科技平台型的发展，不断扩展它的业务范围，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出现新的产融结合，出现垄断。
第四，货币政策与外汇管理的风险问题。商业数字货币出现以后，一旦它的运行它的跨国运营影响各国法定货币的流动性，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主权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弱势国家资金流失，反洗钱等等措施失效。货币政策失灵，对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体系带来的影响和风险也是很大的。
建议重视发挥现有支付清算机构的作用
邵伏军最后提到了支付清算机构在数字货币发行中的作用。
“银联作为一个支付清算机构，我们真正关心数字货币出现以后，数字货币得到大量运用，支付清算机构还在不在？支付清算机构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说实话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邵伏军不无忧虑地表示。
从商业数字货币角度来看，以libra为例，机构或者用户注册以后，它会分配一个全球通用的一个加密的账户。通过利用libra code进行不同地方货币转移，实现点对点的交易。这个交易过程，采取分布式计账，有libra系统验证者、存储更新账本，优化交易流程，简化对账，但是整个交易下来，对转接清算机构是颠覆性的变革，目前看不到商业银行，看不到商业银行的账户，看不到转接清算机构的作用，也有可能就没了。
而从法定数字货币这个角度来看，也要考虑与现有电子支付体系怎么衔接？目前根据邵伏军的了解，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或者相关的机构提出的方案，由央行顶层设计，构建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双重的投放的体系，这个体系稍微好一点。央行负责对整个系统进行监管，并且制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政策。保证系统安全性、稳健性和风险可控性，有央行授权，若干代理发行机构，比如商业银行与央行基于区块链共建一个实时的计算系统，通过商业银行向央行缴存准备金获得数字货币发行权，从而把数字货币推向市场流通。
上述方案也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央行、商业银行双重投放体系下，区块链覆盖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的全过程，整个交易的转接是由区块链网络协议直接完成。这摒弃支付清算机构支付，这种情形下转接清算机构也被边缘化。
二是，在双重投放体系中，代理发行机构发行数字货币是有自己的标识，工行发行有工行的标识，农行有农行的标识，支付清算机构对现有的网络进行一个改造，来支持数字货币的转接清算。通过央行缴准备金获得数字货币的发行量，发行的数字货币成为代理投放机构的负债，各个代理发放机构就需要对这些数字货币有一个标识。这就相当于发行港币，中行相应的有标识，同时监控数字货币流通情况。这种情况还稍微好一点，类似于现有的银行账户体系当中，多了一个数字货币的账户。在双重投放体系中，就需要建立一个连接各家银行数字货币支付转接的区块链网络，数字货币账户发生跨行交易，支付清算机构就可以对发行机构最终使用者结算金额进行记录，这时转接清算机构能够发挥作用，能够找到角色。
邵伏军建议，数字货币的建设还是要高度重视发挥现有的支付清算机构的作用。
（编辑：李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