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个教师节到来：不要忘了“教师减负”这件大事

在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如何关爱教师？

“现在教师负担很重，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各种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让老师们疲于应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年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

为教师减负成为教育部今年一件大事。陈宝生提出，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9月9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会议指出，要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主责主业，坚持分类治理、标本兼治，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抽调中小学教师等事宜，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让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教师负担有哪些，造成了什么伤害，应该如何为教师“减负”？

成绩背后的辛苦

按照国际惯例，教师的职业压力具体指标至少表现为“工作时间较长”“工作量超标”“想过提早退休”等三个内容维度。

“教师的工作时间并非学生在校的早上8点到下午3点半。基本上早上7点半左右教师就要提前到校，学生放学后还要备课，平均为上一堂课要用2-3小时来备课。”北京市一名小学老师陈苗（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016年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部分中小学教师每周工作时间达到52.5小时，远超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

近年来，上海教师两次参加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组织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多项指标评价结果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教师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

成绩的背后是教师的付出。TALIS2013年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一年中上海教师在专业发展活动领域付出的时间是国际均值的两倍多，但与此相应获得的非经济支持包括减少教学量、获得休假、进修假等却不到国际均值的一半。

调查还显示，认为“教育科研活动增加了我的工作负担”的上海教师占44.07％，认为“教育科研占用了我大量的工作时间”占37.5％。

浙江省宁波教育学院徐晓虹分别在2002年、2011年、2016年对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工作日教师工作时间自评超过8小时的比例从2002年的71.9%，上升到2011年的73.6%、2016年的88.9%；双休日工作时间自评超过8小时的比例从2002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13.7%、2016年的16.7%。

徐晓虹调查发现，想过提前退休的教师比例，从2002年的54.8%，上升到2011年的68.9%、2016年的77%。

15年里，重度与中度焦虑和中度抑郁的教师群体占比也大幅增长。

在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2017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中，不少教师表示，不怕多上几节课，不怕学生调皮，最怕的就是评估验收、绩效考核、继续教育等等。教师们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比如形式化的行政工作、日常文书整理、各种分析报告数据、各种迎检材料的补写、各种业务学习的笔记等等。

这项调查显示：“教师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教师负担重国际通病

中小学教师负担重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并已引起重视。

2016年日本以全国小学、初中教师为对象进行的“教师工作实况调查”显示：与2006年相比，教师平均工作时间明显攀升，其中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加班20小时以上，达到过劳死水平的小学教师比例达33.5％，初中教师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7.6％。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关调查中，日本公立中小学教师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但教学时间比例却处于中游水平。

这是因为，日本中小学教师除了承担日常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学校经营、学生管理等事务，有时甚至难以保证正常的教学和休息时间。

据统计，2017年，日本公立中小学教师中因生病休职的有5650人，占在职教师总数的0.86％；因精神疾病休职的有3717人，占在职教师总数的0.58％。

这已开始影响日本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在日本，自2013年起参加教师聘用考试的人数持续走低，到2017年，参加考试的人数仅有16万人左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对教师职业抱有很大热情。

英国的教师减负工程从21世纪初就已开始。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每周工作时间达到了52小时。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建梁认为，通过分析日本当前在教师减负上的相关举措，可为我国教师减负提供一定的启示。

2018年2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向各都道府县、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学校工作方式改革紧急对策及学校工作改进和工作时间管理等相关措施的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和指定都市的教育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开展学校工作方式改革。

王建梁今年5月撰文介绍，日本改革内容包括：清晰界定教师的工作范围，可视化管理教师工作时间，控制教师的无节制加班，改善学校的组织架构，引进多样化、专门化人员等。

如何给教师减负

在日本，为了改善教师非教学工作过重的状况，学校开始将教师教学以外的部分职责和任务委托给其他专门人员或机构，如专门的心理咨询师、社团活动指导员、营养师、保育师等，对承担主体较为模糊的工作进一步明确其责任主体。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已明确提出，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

王建梁认为，要有效减轻教师过重的工作负担，就必须减少流于形式的各级各类会议、无实质意义的培训以及不必要的检查，简化工作流程，减少教师的非教育教学活动，让他们能够静心教书、潜心育人。

为了改革扁平化的学校组织结构，日本于２００７年修订的《学校教育法》要求学校设置副校长、主干教师、指导教师等职位，２０１５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又提出构建“团队学校”，引领学校教师组织变革。在此次学校工作方式改革中，更是重视对专门职员和外部人才的引用，这使得学校教职员分工更加明确，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陈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已成为教师减负的重要帮手。除了保洁、餐饮等服务，她所在的学校还购买了教师培训资源，教师可以通过在线自主学习，从而减少了留校工作时间。

为了促进家庭和社区等外部力量积极参与和协助学校工作，日本成立了学校支援组织、学校运营协议会及社区学校等机构。另外，日本有些学校将青少年体育团体活动委托给社区，并与家长教师协会、教育振兴会、地方学校协会工作人员或地方志愿者等合作，以减轻教师负担。

陈苗说，家委会已成为北京市小学每个班级的标配。“家委会并不只是负责管理班费、转发通知这些事情，还会参与集体活动的策划、展示等等。当然，这在有的家长中也存在争议，觉得是老师给家长‘增负’了。”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