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走出一条新型开放大国之路 要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中深化市场化改革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帆 深圳报道
2019-09-30 07:00

导读:迟福林认为,我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独特而又重大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到现在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有679亿元,到今天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外贸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到如今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砥砺前行70年,中国经济创下了诸多奇迹。在这些奇迹的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他回顾了过去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剖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与潜力,并展望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

迟福林认为,我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独特而又重大的创举。当前的中国经济,既面临着新矛盾、新挑战,同时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要以产业变革、消费变革、城乡结构变革以及外贸转型充分释放我国的内需潜力。

而展望未来,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迟福林认为,开放与改革相互融合,开放倒逼改革,我国要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中深化市场化改革,从而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迟福林。 宋文辉 摄

新型开放大国之路

《21世纪》: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样看待中国几十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

迟福林: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制造业领域为主的开放到服务贸易领域为重点的开放,从货物和服务为重点的开放到制度性、结构性开放,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新型开放大国之路。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无论从综合国力看,还是从国际影响力看,都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度。新型开放大国,不仅是对我国发展成就的客观概括,更是观察、分析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视角。

《21世纪》: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主要有哪些可供总结的经验?

迟福林: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人类发展史上独特而又重大的创举。

首先,仅仅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重要经验在于从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步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进一步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由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和飞跃,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进一步提升。

其中,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例,它从“必要补充”到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允许到松绑、从承认到鼓励发展、从政策支持到完善体制的过程。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56789”,即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

第二,中国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较快发展,而且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并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正加快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追随者向推动者、促进者、引领者转变。

第三,中国成功实现了从短缺经济时代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这些成就是在逐步协调区域、群体利益关系中实现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平衡发展是为了打破群体、区域大锅饭,调整利益关系,激发各方面经济发展积极性而采取的阶段性发展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利益调整新阶段。在城乡利益关系协调方面,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在区域利益关系协调方面,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到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再到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在群体利益关系协调方面,从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韧性

《21世纪》: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迟福林: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

为此,既要看到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又要看到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既要看到货物贸易增速下降的特点,又要看到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态势。以下几个有关方面尤为关键:

第一,以产业变革释放内需潜力。我国产业结构变革的空间巨大。未来5到10年正是我国从工业化后期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一方面,2018年我国服务业占比为52.2%,距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占比达到65%-70%的水平还有15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24%左右,而我国占比不到15%,提升的空间巨大。

第二,以消费变革释放内需潜力。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额大幅增长,年均增长10%左右,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到76.2%,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物质型消费下降,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4.2%,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5年至10年,如果我国最终消费率由目前的53%左右提高到60%左右,届时消费规模将达到10万亿至1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消费潜力释放将为中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进一步看,我国消费潜力释放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利好。

2013年至2016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我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3.4%。估计2016-2021年我国消费增长量将高达1.8万亿美元,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以城乡结构变革释放内需潜力。进入工业化后期,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60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未来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工业化将产生巨大的资本需求;未来十年将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一体化的重要十年。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相融合,蕴藏着几十万亿的巨大潜力,更重要的,它能够解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诸多矛盾。比如,提升农村建筑标准将大幅缓解水泥钢材的过剩问题。此外,如果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融合得好,农产品品种改良、保鲜技术和组织形式变革等将大大优化农产品价值链,从而释放巨大的潜力和效能。

第四,以外贸转型释放内需潜力。一方面,全球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远快于货物贸易。2005-2018年,全球服务出口由2.66万亿美元增加至5.85万亿美元,增加了120%。另一方面,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依赖度明显上升。数据显示,占全球贸易总额80%左右的货物贸易中有30%是服务贸易带动的。此外,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成为新的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和焦点。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2018年前10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分别比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高出11.3、6.7、7.5和8.8个百分点。据此测算,我国全年服务进出口规模将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二位。我国虽然是一个服务贸易大国,但是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仍然与全球竞争态势不相适应、与国内的消费需求不相适应。由此,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以及服务贸易发展的潜力巨大。

由此,面对内外环境变化的复杂因素,既要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抓住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又要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内需与外需、开放和改革的关系,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市场活力,从而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21世纪》:你一直在呼吁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这一领域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阻碍?对于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你有何具体建议?

迟福林:这些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一直就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不断呼吁建言,我们刚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新型开放大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选择》中,专门就有一章谈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也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和难点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实现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成为我国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服务贸易开放举措,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确提出,“中国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近两年,我国服务贸易较快发展,不仅适应了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而且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制造业市场基本放开,但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尚未完全解决,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解决,就难以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大环境。

为此,一是要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要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向社会资本开放,全面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二是要着力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相关政策调整,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需要尽快消除服务业发展的某些不合理政策;三是要着力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适应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要把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竞争主体作为发展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

《21世纪》:上面提到的《新型开放大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选择》报告中提出,开放是最大的改革。在当前的形势下,怎样理解这句话?

迟福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并由此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开放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开放,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也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发展新阶段,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问题更需要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解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如何以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成为当下洞察和判断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的重大课题。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开放与改革相互融合、直接融合、高度融合,开放离不开改革,改革离不开开放,例如服务业市场开放。要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中深化市场化改革,从而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21世纪》:如何通过改革形成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新活力?

迟福林:改革的最大任务应该是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

首先,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和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使市场在企业平等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使市场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等。

第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关键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例如,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一是着力大幅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社保费用负担;二是着力解决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问题,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着力破除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垄断格局和利益藩篱,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编辑:耿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