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研究大多数人的问题”成为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亮点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颁给了三位聚焦贫困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MIT 的印裔美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 （Abhijit Banerjee）和他的同校同事夫妻搭档、年仅47岁的法裔美籍女性经济学家埃丝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以及最早用实验方法研究贫困问题的、哈佛的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这是瑞典皇家评委（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团队）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大多数人身边存在的长期问题的又一个价值取向变化的佐证！因为这些研究领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属于非主流的研究话题，比如，2015年诺奖关注的不平等问题，2018年诺奖关注的环境问题，以及今年所关注的贫困问题，很多熟知经济学领域发展的国内外诺奖爱好者这几年事前都无法预测到获奖的名单！虽然这些获奖的非主流问题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都是坚持基于严谨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探索新的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成果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已经完全脱离了过去只属于经济学界才被评价而社会大众却高不可攀的局面（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政策操作上独到技术的设计），变得更加务实，真正回到了这个学科“经世济民”的初衷上！

图/宋文辉 摄

今年诺奖学术成果的贡献和特色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点：首先，贫困问题的本质和扶贫政策效果的认证是这个领域研究的最大挑战！作者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了匹配性较好的几种有效的实验方法（如田野实验、随机对照试验，干预性DID分析方法等）对考察对象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采样，纠正了传统的逻辑先行的理论模型架构和验证模型精准率所选择的结构型实证模型这类技术分析路线所带来的偏差。其次，把很多相关性的问题背后因果关系通过他们的实证和实验方法得到了确认。基于上述实验分析所带来的贫困形成的机理，继续剖析现有扶贫和援助政策的效果高与低的原因所在。这样的连续性研究，不仅找到了问题的本源，而且还在探索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找到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如何避免再次资源错配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的好办法。第三，展示了宏观问题（如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如何在微观机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建设和操作上加以解决的高效模式，而避免过去依赖宏观总量上调整（如单纯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等）所带来的资源配置进一步扭曲的问题（脱贫援助政策带来的事后慵懒现象等）。要做到这样高质量的研究效果，必须坚持长期不懈的调研和解决样本偏差及噪音问题所作的实验方法不断优化的努力。第四，突破常规。诺奖评选历来都强调研究成果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忽视了它对政策的指导意义和时间窗口的重要性。这次大家最感惊讶的是夫妻搭档获奖。事实上，这次评委更看重的是Duflo的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和对政策指导意义的贡献性！对于她学术研究的领导力，已经从她博士生涯结束后直接留在MIT这一罕见的事实和她早年就进入长期聘用的教授行列以及获得了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克拉克奖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对她的认可就是评委向学界树立了做好的研究的典范，和经济研究成果尽早转入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的展示。埃丝特·迪弗洛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她自己也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漏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这也是评委想通过她的获奖向社会强调：经济学家不要忘记经世济民的初衷。尤其是今天经济下行的环境中，大多数失落群体对现状所呈现出的越来越大的抱怨，对此类问题，如何通过我们专业有效方法加以缓解，已经是经济学人应该肩负起的一个十分重要刻不容缓的责任。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窗口”授予贫困经济学问题研究的专家以这个最大的殊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次诺奖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具有震撼性的政策指导意义：其一，比援助资金更需要实施援助的是致富的能力和方法。比如Kremer的研究发现在肯尼亚做过驱虫疫苗的孩子他们的上学率要比没有接种过的孩子上学率要高，而且人均收入也因为上学率的提高而得以改善。第二，贫困的形成是来自他们自己对贫困的认知和形成贫困的生活习惯没有警觉和改变贫困的行动力量，比如这次获奖的MIT两位教授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成果发现在印度对女性教育补助的资金被她们转为更为需要的饮用水购买的资金，如果没有认识到改变观念的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培养，会给大家造成一个过度悲观的认识就是救急不救穷。第三，进一步拓展到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不平等、环境、贫困等）是当今经济学家必须肩负的使命。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它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宏观总量调整的收入分配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微观认知、文化、习惯和激励机制的优化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事前因果性的认证，就推动扶贫和援助计划的实施，那么最后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二次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让社会福利的损失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大。

中国政府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在“大多数人的问题”（如不平等、环境、贫困等）认知上，我们要比“小政府大市场”的发达国家要重视得多，对问题本质的严重性也通透多，所以在政策设计上，我们的政府早已未雨绸缪提出了很多事前改进的预案，比如，美丽宜居家园的建设，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自上而下的推进都是典型的事实。即使在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发展阶段，我们也能看到国家一直都非常重视大多数人（老百姓）的问题，创造了世界最多人口脱贫的奇迹！如果我们能够用严谨的学术方法来论证背后的机理，来揭示它改善的社会福利和所面临的增长代价的挑战这样一个中国发展的全貌，如果世界学术圈能保持学者中立的科学态度来看待中国学者不断进步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发展不动摇，那么，经济学诺奖中的中国问题研究就会开始走向世界大众的视野，甚至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无论是以和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合作方式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独立的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感知以及深刻的分析来获得诺奖评委的认可，以此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中国案例的贡献。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社会民间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开拓了大多数人能有机会致富及其所需要的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和方法上的创新实践，这对改变今天西方世界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所导致事后结果上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赢者通吃”的局面，出现了弱势群体共同发展的希望曙光。所以，无论是供应链的培育还是普惠金融的互联网长尾效应的嵌入，还是今天金融科技缓解信息不对称能力大幅度改善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投融资成本下降和机会增加，中国都已经具备了很多值得世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共同研究的好问题。所以，中国学者的努力和我们包容的市场开放的胸怀，一定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并用严谨扎实的分析能力讲好中国成功的案例。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的大国，只有中国才是最有可能最有条件去研究出解决大多数弱势群体问题的好方法。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短板，如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既是我们身为中国经济学者的发展机会和动力，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编辑：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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