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贫实践的巨大成就具有世界意义与学术价值

【学习经济】频道专稿

今年刚刚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以及哈佛的迈克尔·克雷默共同获得。他们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得该奖的。

三个人创新性地把田野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用随机对照试验的做法，研究如何减少贫困。他们这种实验方法对发展经济学影响很大，但也是引起学界争议的源头。一直以来，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丧失方向，空间越来越小。因此，有学者开始借鉴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经济学微观研究，寻找新的突破。

但是，随机实验本身使得研究的内容局限于很小的问题之上，并且仅仅针对特定的人群，可以有助于人们理解贫穷，却无法形成规律性的理论指导人类社会减贫事业。也就是说，作为学者，其研究本身可能有学术意义，但缺少实际应用价值。

令学界担忧的是，一旦这种田野随机实验方法成为趋势，可能令经济学研究偏离方向。有学者曾指出，随机对照试验在逐渐成为发展政策“黄金标准”的同时，应该关注到这种实验性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在分析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时，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见，因为私人物品更容易识别，而类似干净的空气或安全等公共物品难以衡量。

从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看，他们主要着眼于一些细小问题的研究并提供“正确的答案”，比如免费给居民发放蚊帐、激励家庭给孩子打疫苗，等等。他们认为，普通人所忽略的小消费、小障碍和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可能成为关键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研究对于真正的减贫工作意义有限。因为真正面对贫困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系统性的挑战，问题不是靠援助粮食、药品、蚊帐等就可以解决的。

这些研究的价值远远赶不上中国减贫实践产生的模范意义。1978年至2018年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中国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根据世行统计标准，1978年至2018年间，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23倍，极端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超过80%大幅下降至2018年的不足2%。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扶贫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因此，很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国政府发一个有关减贫的诺贝尔奖。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植树造林的巨大成就也为改变全球气候变暖与沙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减贫成就不是靠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也不是学习经济学家在减贫等问题上的细小研究，更不是如西方NGO在非洲所做的工作一样，发扬人道主义而无实际的减贫效果。

中国的减贫事业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发展经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工业化。国家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增加，解决了温饱问题，并解放了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最终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惠及数亿农民脱贫致富，城市化率大幅提高。

其次，针对性地治理贫困。一直以来，“三农”工作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中国政府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形成了包括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救助、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扶贫体系。十八大以来，更是推动精准扶贫，实施脱贫攻坚战，对那些居于偏远地区的贫困人群，进行造血式开发扶贫，通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终彻底消灭贫困。

与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相比，西方经济学家缺乏可操作性与复制性的研究结果意义不大。比如，此次获奖的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的大量实验是在印度进行，此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也有大量研究贫困的论著，但印度依然有大量人口未能摆脱贫困。

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成功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学习，非洲多个国家正在学习中国经验，“一带一路”上还有更多国家在借鉴中国的做法，发展经济，减少贫困。

10月17日，利比里亚共和国副总统霍华德·泰勒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中蕴涵的发展理念为非洲提供了重要借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思路的调整。过去，一些非洲国家在发展思路上效仿西方国家，然而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适用于非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从积贫积弱中走出来的，中国曾经的发展条件与非洲国家十分相近，因此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经验，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参考价值。”

中国发展经济与减贫事业的核心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制定发展规划、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市场化激励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通过开放引入资金、技术与竞争。其次，在扶贫事业中，作为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动员各界力量来集中精力办大事，分解贫困治理任务、签署责任状等，确保减贫治理有效。同时，强化协调、共享发展，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成对口帮扶单位等。

中国模式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背道而驰，在后者看来，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成功，是因为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因此，必须推行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自己却因为过度自由化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中国的成功就在于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也因此，中国即使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也很难让西方主导的学术界在理论上接受。因为这会推翻他们的学术霸权。

当然，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是脱贫实践，而非减贫学术研究。这说明，我们政府的改革实践远远走在了社会科学研究之前，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力比较薄弱，无法向世界解释中国奇迹发生的秘密。

但是，中国实践的巨大成功以及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意味着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空间。中国的成功可以让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更强的理论自信，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服务于国家与全人类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际价值远远高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当西方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进入一个停滞的状态之后，中国应该以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编辑：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