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城市密密麻麻全是贫民窟，根本找不见城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是有塔尖的教堂或那些五六层的政府办公楼。”
即便过了多年以后，郑庆之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莫桑比克第三大城市楠普拉时的情景。
据《岛夷志略》记载，莫桑比克是郑和远航最远、最南端的国家，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2014年，应联合国人居署邀请，作为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下称“广州规划院”）的一名规划师，郑庆之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异域土地，开启了他为非洲城市做规划的历程。
他的工作是为莫桑比克的两座城市楠普拉和纳卡拉做战略规划。而同样来自广州规划院的规划师吴杰，也曾参与为卢旺达的城市鲁巴武和尼亚加塔莱做未来30年的总体规划。他所做的城市规划，被收录进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2015年全球活动报告》，联合国副秘书长霍安·克洛斯对规划成果高度赞扬。
580余年前，郑和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打开了中非贸易与和平的开端。5年前，广州规划院的郑庆之与吴杰，则给非洲带去了广州城市开发建设的经验，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付诸实践。
广州规划院规划师与联合国官员实地调研莫桑比克城市现状。资料图片
广州规划师结缘非洲
广州规划院与非洲结缘，最早开始于2013年。
彼时，广州规划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过诸多项目，基于如此良好的合作基础，包括郑庆之与吴杰在内的广州规划院规划师们，自2014年起开始被联合国人居署邀请前往非洲，陆续为其城市做规划，以帮助当地政府实现“可持续性人居发展”。
把广州的城市建设经验介绍给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也是广州官方奋力推动的事业。由广州市政府、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于2012年联合创设了“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可持续性人居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评选领域。今年12月2日至6日，该奖项将在中山大学举办主题为“城市更新与城市活力”的第三期城市创新领导力培训班，来自全球的三十多个城市的主政官员将实地学习广州的“可持续性人居发展”经验。
“城市规划专业度要求非常高，涉及规划、建筑、市政、交通、景观等诸多方面，但非洲国家很多机构不具备如此能力。”吴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时卢旺达国内城市的发展水平相当于国内改革开放初期，城市正处于向工业化迈进的初级阶段。
在他看来，广州规划院拥有专业齐备的技术队伍，并掌握丰富的城市规划经验，尤其是一直服务于全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珠三角地区，中层以上干部都经历过中国城市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阶段城市发展的问题都十分熟稔。
即便在赴非前已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郑庆之在下飞机前仍被楠普拉贫民窟的“原始”惊讶到了。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其北部城市楠普拉是个80%人口住在贫民窟的小城。
郑庆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莫桑比克的大城市都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城市化现象，即“战争城市化”。其所在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原本生活在农村，但当地武装冲突导致他们被迫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生活，造成了“贫民窟围城”现象。郑庆之介绍，楠普拉市中心居于中间位置，是以前殖民地的核心区，而70万的城市人口有80%居住在周围几圈的大片贫民窟。
郑庆之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城市的正常发展往往需要先有一个良性生长的骨架，由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撑体系。
“但楠普拉城市化造成的贫民窟围城，完全是一种无序盲目发展状态。一旦形成围城态势，城市的发展空间就会受限，城市良性的生长会受到抑制，城市能提供的配套、服务及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跟不上日益增长的贫民窟人口。”郑庆之说。
贫民窟集聚还会导致城市发展与自然规律起冲突。他举例称，排水设施不健全，城市低洼处则易形成积水，气温高则会加速疫病迅速向外扩散，而疾病一直是影响贫民窟乃至当地城市人均寿命的最主要因素。
“这也是为何联合国人居署邀请我们前来非洲做规划的重要原因之一，急迫需要我们为这些问题城市规划合理的格局，疏散贫民窟人口，而且我们为当地城市规划了‘生态安全格局’，协调城市与生态的关系，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为城市提供最基本的生态服务。”郑庆之说。
为非洲城市做规划，这项任务的艰巨之处在于，郑庆之与吴杰很可能只能在当地停留有限的时间，但却要给两座城市做总体规划。
郑庆之仍记得进入贫民窟做实地调研的场景。“完全不是想象中脏乱差的贫民窟，每个人都非常乐观，没有看到一张愁眉苦脸。”他跟着联合国人居署的工作人员随机拦访，每个当地人都乐于和他们交谈。
城市规划经验“走出去”
为何要邀请广州规划师来到非洲？在吴杰看来，对非洲城市来说，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发展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规划更讲究可落地和可实施性。
广州规划师参与规划的国家莫桑比克和卢旺达，此前都曾有西方规划设计师做过规划。比如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既有美国的规划理念，也有英国的规划风格。
但在吴杰看来，西方城市规划提供的是一种倡导性的规划，大的原则就是要实现公平、发展，但其系统性、操作性不强，而广州规划院的针对性、落地性更强。
“我们的原则就是首要解决吃饭（招商引资）的问题。广州是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过去40年，我们最多的经验就是在困难、复杂条件下进行城市建设。”吴杰认为，这些经验都有助于卢旺达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规划蓝图落地，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但借鉴广州经验并不是照搬广州的发展经历。贫穷，无疑是非洲城市发展的最大实际，也是其最大掣肘。
“由于非洲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而且经历战乱，一切规划实施起来就并不那么容易了。”郑庆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细节，他所在的城市酒店内，食物并不贵，但毛巾、牙刷这类日用品却价格高昂。贫穷给当地规划带来的最大挑战来自产业，对楠普拉来说，产业体系薄弱是发展硬伤。
“如果楠普拉要生产牙刷，可能首先要从中国进口牙刷毛，从意大利进口牙刷柄，然后再从别的地方弄来机器把它组装起来，工业产业链非常弱。”郑庆之打比方说，一切高大上的规划或许在这里并不适用。
广州经验要在非洲落地，如何借用现有资源促进产业结构提升，才是规划师们在做规划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吴杰举例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道路两边的沟渠井盖和滤网设计是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城市的防洪排涝。
“但卢旺达降雨稀少，项目组决定只在道路两侧简单开挖沟渠。这一改动大幅降低了建设开支。此外，道路断面、铺装、植物造景等环节也都因地制宜进行了设计。”他说。
郑庆之也认为，广州的城市规划经验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每一个阶段的任务都很明确，这有区别于过去联合国在当地做的以原则倡导为主的规划，广州的经验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施性。
在结合了楠普拉当地经济、风俗习惯等综合情况后，规划团队在基本保留贫民窟现有的运转方式的同时，在其城市南部选择了一块未被开发的高地平台做综合示范区，这个片区结合未来要开通的城市道路，设计了传承城市生活空间尺度的新式居住社区，混合了就业、居住与公共服务功能。
在规划团队看来，通过示范区让贫民窟的居民看到发展的希望，从而打开一个口子让一部分贫民窟的人口疏散出来，然后通过对示范区成功模式的不断实践与优化，最终把贫民窟人口全部疏解出来，这也是广州在多年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经验——先行先试再全面推广。
吴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非合作城市建设是一个双方共赢的交流平台，一方面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学习经验，另一方面，让广州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经验‘走了出去’。”
中国社会所熟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也得到卢旺达各界的广泛认同。
在吴杰看来，中国之前在城市化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单方面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这足以为非洲警示。尽管当前非洲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能力有限，但一旦发展起来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我们在为非洲的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同时，还要兼顾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吴杰说。
（编辑：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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