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富士通总研主席研究员金坚敏： 东京湾服务业创新值得借鉴 工业互联网时代日本将释放潜能

日本过去几十年的创新与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并有不少创新余泽至今。一个印证是，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吉野彰因“为锂电池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而获奖，中村修二等人在2014年因发明了高效的蓝色发光二极管（LED）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日本学者在产业创新中贡献匪浅。

实际上自2000年至今19个年头里，已有19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这让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大半。这些创新都集中在日本经济发展的活跃时期。

日本富士通总研主席研究员金坚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日本的创新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非常活跃，并且至今还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但随着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创新的发展逐渐放缓”。

在金坚敏看来，日本的创新随产业变迁不断发生变化，近几年服务业方面的创新发展很快，尤其是东京湾区在服务业领域的创新值得粤港澳大湾区相关产业借鉴。

此外，尽管最近十几年日本在新经济、数字经济上与中国的差距不断扩大，但在金坚敏看来，日本强大的传统制造业网络为其在产业物联网赋能，随着互联网发展逐渐从消费物联网过渡到产业物联网，日本的潜能将能够得到释放。

创新围绕产业发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按城市圈划分，京滨工业带（东京和横滨都市圈）在科技城市群当中蝉联第一。创新并非一蹴而就，在这背后是产业不断变迁，以及日本的学术、企业资源不断向东京湾区的聚集。

在1956年日本国会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后，日本的人口和产业迅速向首都圈集中，凭借东京港、横滨港和川崎港等优良港口的优势，以及密集的铁路、公路，港口经济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便利。

金坚敏援引研究数据称，目前日本总共有大学780所，在东京湾区就有225所，占比29%。此外，东京湾区学术研究机构数量占日本全国的40%左右，研究人员数更是超过60%，人才和创新资源的聚集使得东京湾区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创新产出区域。

从时间上看，东京湾区的创新伴随产业变化不断发展。随着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东京实施“工业分散”的战略，东京湾区的产业从此前的石油、化工、钢铁等重化工业蜕变为以精密机械、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以及对外贸易和金融服务为主的产业格局。到1980年代，又逐步转型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这一段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中，工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创新。金坚敏分析称，按时间段划分，东京湾区的创新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是一个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别于1960年代的技术引进，东京湾区当时的创新开始偏向原始的创新。

“比如，汽车零部件企业日本电产就是成立在1970年代初期，并且至今都很有竞争力”，金坚敏说，但是这一阵创新浪潮并不算久，大概两三年后创新的高潮便过去了。

到了1980年代，随着日本的产业转向精细化，东京湾区的创新又再次迎来高潮。此后，随着日元的多次升值，东京湾区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创新的领域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东京湾区的产业主要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服务行业，创新也主要在这个领域进行。金坚敏举例称，软银集团以及HIS旅行社公司等日本代表性企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IT热潮也少不了东京湾区的企业。金坚敏指出，当时很多投资都聚焦在IT领域，日本乐天市场的经营者乐天株式会社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当时日本互联网创业企业遇到了各种难题，在进一步发展上遇到瓶颈。

最近的一波创新则是近3-4年。金坚敏表示，这一波创新主要是新经济、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以及AI、IoT和电动车等领域的创新。但是由于日本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在创新衔接上存在一些缺陷，总体而言东京湾区成功的创新企业并不多。

金坚敏以某电动汽车创业公司为例称，该公司由京都大学的几名师生创立，但由于电动汽车领域被大企业垄断，该公司在发展至一定规模后便遇到了增长的瓶颈，而日本的银行又不会为它放贷，公司募集资金非常困难，最终被中国香港的一家公司收购。

东京湾区为何少产“独角兽企业”？

另一个反映日本创新企业之“难”的典型例子便是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根据数据智库CB Insights统计的全球独角兽企业名单，上榜的419家企业当中，198家来自美国，97家来自中国，仅有3家企业来自日本，除AI开发企业Preferred Networks是2018年上榜外，基于AI的新闻聚合公司SamrtNews和日本加密货币平台Liquid两家公司均是在2019年才进入榜单。

在独角兽企业较少的另一面，是日本大型企业内部的创新。金坚敏指出，在最近的这一波创新浪潮当中，很多大型企业都成立了公司创业投资基金（CVC），并且不光是制造业，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等服务行业也成立了CVC，以帮助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发展。

但对于追求成功率的日本创业氛围来说，不管是CVC还是其他的日本本土投资基金，要想对一家短期内没有明确盈利或发展前景的公司进行投资仍然会慎之又慎。这使得日本近几年投资的一个趋势是，很多国外的孵化器、基金看到日本创新企业资源，来到日本进行投资。

“像美国的500Start up等创投机构纷纷来到日本，对这些创新企业进行投资”，金坚敏说。

在金坚敏看来，中国和美国独角兽企业较多的另一原因是用户的差异。

“在新经济、数字经济领域，日本与中国、美国相比较为落后，但这主要因为很多独角兽企业都是面向C端的消费者，迭代速度快、数字化人口较多，数字化程度比较高，这使得数字化创新较为容易实现”，金坚敏称，加上很多资本在推动创新企业发展时会对效益有考量，资金回收年限较短，这使得短期内C端的创新会更加突出。反观面向B端的企业，发展则相对较慢。

或在产业物联网时代弯道超车

“但在目前消费物联网发展相对成熟，更多企业往B端发展，或者说产业物联网发展的时代，谁赢谁输还不能下定论”，金坚敏指出，日本和德国等在工厂、设计等数据上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在工业的传感器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与物链接的数据方面拥有自身的优势，如果有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企业能够对数据进行整合，对传统产业再构，日本在工业上的创新将会值得瞩目。

实际上，日本在工业互联网上早有意识。比如，在1989年，日本便提出建设智能制造系统（IMS）。金坚敏称，当时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国家都参与了该系统，但IMS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也可以达到IMS希望实现的效率，而不用大量投资设备，这使得IMS的热潮也就过去了。2010年，日本退出了IMS计划。

日本近期提出的另一概念是Society 5.0(社会5.0)，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之后的新型社会，在工业之外，立足整个经济社会。金坚敏分析称，日本的Society 5.0基于AI和IoT的结合，但由于很多企业的思维还停留在信息化布局的时代，对实施数据的反馈、闭环的形成，以及利用AI进行预测方面的运用还并不得当，这个计划发展也并不尽如人意。

另一方面，金坚敏援引调查结果称，在以成本为中心的企业效益追求下，尽管日本老龄化愈发严重、劳动力缺乏，但由于大企业在雇佣劳动力方面存在优势，大企业在通过Society 5.0提升效益上的动力并不高，而中小企业反而更有积极性，只是缺乏一个像阿里巴巴一样将中小企业统筹起来的平台。

不过，由于东京湾区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非常多，这些企业在筹资、市场方面都能够依附大企业生存，不会存在必须改变的痛点，这使得企业改变的动力不会如同“支付宝颠覆支付行业”一般强烈。

东京湾良好服务业强化聚集效应

在产业发展的另一层面，东京湾区在商业活动的聚集效果也非常明显，这为创新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金坚敏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过往围绕港口发展传统货物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强化城市群的聚合效应应该是需要考量的重点。

据日本官方统计，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有50.1%集中在东京，外资企业日本本部的76.6%集中在东京。金坚敏称，除人才、企业集中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东京的高质量市场动向、良好治安、居住、交通及生活服务等在内舒适的商业环境均是内外资企业聚集在东京湾区的要素。

“这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当中也非常重要”，金坚敏表示，只有为企业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国际化水平、安全和自由流通的条件，生产要素才会聚集在一起。在城市聚集效应上，金坚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注重科技创新的同时，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向东京湾区多多取经，为要素聚集、创新提供有利条件”，金坚敏说。

此外，时下国际化大都市都在强调发展“夜间经济”。金坚敏认为，这其实也是对一个城市群发展的考量指标，通过软件、硬件的结合，“24小时”地铁等公共设施的运转，实现整体的创新。“这不光是技术的创新，还有制度的创新，我觉得包括深圳在内的大湾区城市完全可以做得更好”，金坚敏说。

（编辑：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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