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最新演讲：要避免“脱钩的妄想”

当我们在第二届创新经济论坛上再次相聚之际，请允许我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迈克•布隆伯格创建这个论坛，还有他的全明星会务团队。同时，非常感谢北京市政府和陈吉宁市长，也要感谢我在首都的各位朋友。很高兴再次分享我的观点。 

真正的竞争需要公平的环境

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我的原则非常简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竞争将会异常激烈，但最终并不一定是零和博弈。这是因为公司、产品、服务和创意在市场上激烈竞争，作为市场参与者，在某个月、某个季度或某一年，你要么赢，要么输。周一的“赢家”可能是周二的“输家”。今年你的销售额比竞争对手多，但明年可能比竞争对手少。 

最终，我们这些终生与市场、商业和经济打交道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只有长久和持续的竞争才能为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创造最好的长期效益。只有竞争才能让经济增长，使社会更富足，并创造更多的机会。真正的竞争需要公平的环境，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平等竞争。 

这些企业如果按商业原则经营，它们应当能够更好、更公平地参与竞争。但这对于脱钩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竞争还要求市场上有不止一个参与者。 

如果你与其他人断绝联系，你当然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某些风险的影响。但说实话，你最终不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其它的风险。因此，关心全球经济形势的我们，应该担忧军事领域竞争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取代正常经济领域竞争的“正和博弈”思维。 

某些政客似乎忘了一个事实，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可以使多方受益。而现在流行的将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军事化的思维摈弃这些共同利益。随着中美两国在货物、资本、人员和技术流动这四个领域脱钩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铁幕就会落下，正如我去年警告的那样。 

但在过去的一年，中美之外的其它国家非常明确地表示，它们并没有忘记大学一年级就学到的经济学原则：它们仍然想同时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保持经贸关系。它们肯定不会接受要以与一国脱钩为代价来维持与另一国的经贸关系。 

因此，如果中美两国之一试图将全面脱钩强加给第三国，其它国家肯定不会效法。这样，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会面临将自身孤立于世界的风险。这会切断美国或中国的企业、工人和公民参与对方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重要机遇，而全球经济增长本应让所有人受益。 

但是出于自身利益，我们还有理由警惕：如果缺乏由密切联系而带来的竞争，经济体的效率会降低，生产率最终也会下降。这会对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潜力造成威胁。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坚信是我的国家的开放性让竞争之火燎原，而正是激烈的竞争使美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羡慕的榜样。无论是在投行工作还是担任美国财长期间，我多年来一直反对限制竞争的行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时候也不例外。 

我曾经对中国限制竞争的做法提出异议，对其它国家的类似做法也是如此。说到底，这才是我认为全面“脱钩”的论调值得担忧的原因。因此，我对迈克•彭斯副总统在上个月的公开声明表示欢迎。他说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不把与中国“脱钩”作为战略目标。 

“脱了钩”的经济体不需要真正应对彼此的挑战。而且，脱了钩的经济体注定会陷入多维度的冲突，因为一旦脱钩，它们就不太可能与新晋的对手在其它议题和利益上合作。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脱钩，又怎么可能联合应对共同的敌人，例如核扩散、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或任何其它对全球稳定的威胁。真正的脱钩意味着经济体的竞争能力下降，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也会受到影响。 

关税不利于世界贸易 

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发出了“经济铁幕”的警告。我谈到了货物、资本、人员和技术流动的障碍，有些在贸易战之前就存在了。有些是由于贸易战而新增的。和许多人一样，我希望很快就能热烈祝贺姆努钦财长、莱特希泽贸易代表和刘鹤副总理成功完成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谈判，这是全世界翘首期盼的结果。 

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将需要奋力争取，胜利将来之不易。而且将只能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货物流动的一些趋势还会继续，原因是经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惨痛失败的打击后，关税这个概念重新获得了合法性。1930年美国灾难性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发起人一定会欣喜若狂。例如，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欧盟飞机补贴案获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对法国葡萄酒和意大利奶酪加征关税？ 

即便你不介意为正宗的布里和卡芒贝尔奶酪多付关税，你也必须承认这些东西和飞机补贴没多少关系。这就说明，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关税已经成为常态，甚至还受到追捧。这样的世界对贸易是不利的。 

 除了货物，我还对人员流动的中断发出了警告。实际上，过去一年由于对签证、人员交流及学生和学者间互动的限制，人员的流动已经受阻。至少在美国方面，这些调整会削弱美国的开放性，而开放性是美国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人民合作的机会大幅减少，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领域。 

但是，最令我担忧的是过去一年资本和技术流动受到的影响。这两个领域特别容易受到重大政策变化的影响。我会讨论一下上述因素将给金融市场带来什么风险。之后，我会谈一谈科技领域的问题，并提出一些适度的补救措施。 

只有透明和开放才能让金融市场最好地运行。这应是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尤其是现在，稳健的金融市场对保护全球经济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好在近期确实有一些好消息：首先，中国已经开始开放资本市场。例如，虽然还在等待细则出台，但我非常欢迎9月份中国证监会宣布的消息：从明年开始，外资可在国内实体的持股比例将提高到100%。 

重要的是，中美可能会就此达成共识。开放可以让美国和全球企业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由市场决定货币价格的重要因素。这将为美中两国的企业和工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但双方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毕竟中国正在向服务经济转型。 

美国是金融服务业的领先者。实际上，美国在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包括银行、证券市场、会计和投资。 

对中国而言，建立更加高效、符合全球最佳实践的市场，将改善中国投资者和储户的金融安全，并提高中国资本配置的效率。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波动性和不稳定性。 

中国的金融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还有助于中国发展全国性碳市场。在减少中国碳排放以及缓释风险方面，碳市场的潜力巨大，而碳排放是全世界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确定的及重要的挑战。碳市场还有助于为环境产品、服务及金融产品创造并打开新的机遇，而美国在这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实际上，中国企业如果能和最优秀的外国企业竞争，它们会变得更加强大。从促进竞争到吸纳最佳实践，金融开放都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提升中国市场作用的同时，美国企业和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华盛顿也需要抵制某些诱惑。通过让中国企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来达到使中国与美国市场脱钩的目的是个糟糕的主意。强迫明晟指数剔除中国股票也一样。美国一些政客和官僚教导美国私人企业如何运用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利益，这与成功的资本主义基本理念完全相悖。而且，用公共资本投资中国市场也能使美国人民受益。实际上，从被动投资中国企业中获得的养老基金不仅有所收益，最终也有助于美国人民更舒适地享受退休生活。 

投资中国市场的好处是值得维护的。用这种方式让中国与美国市场脱钩当然会伤害中国。也许这就是那些倡导脱钩的人的本意。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做最终会威胁到美国在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及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东京、伦敦和新加坡等其它金融中心将从中受益，长期来看上海也会受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国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有119家《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美国有121家，几乎不分伯仲。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金融业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进一步统一和协调金融监管、标准和会计准则，全球经济必将更加安全。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在美国上市让部分中国企业更有动力去改善其治理、会计和披露。投资于采用更高标准的中国企业也使美国投资者受益。 

2008年的金融危机原本很可能与大萧条一样，甚至更加严重。作为领导美国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时任财长，我可以确定地说：那次危机完全有可能摧毁世界经济。但是，正因为我们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主要经济体协调其货币和财政政策，我们的应对措施才更加有效。 

另外，别忘了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买家和持有者。这有助于支持美国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并支持我们的支出和储蓄上的匮乏。中国在这里做出的决定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利率和我们处理财政赤字的能力。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采取积极的步骤，显示我们仍然能看到命运共同体的前景。 

通过交流促进全球创新生态系统 

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到5G通信，将彻底改变商业格局和对抗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领域，从产品设计到库存管理、从航运到保险，从计费到支付，不一而足。 

人工智能算法将被嵌入到众多的产品、系统和供应链里。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很明确：让一切变得更加高效和精确，当然，一切也会更加快捷。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日本和欧洲、印度和巴西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各国的系统就会互不兼容。如果缺乏互操作性，这些国家就不能参与相互的经济活动或构建跨境供应链，而这正是当今全球商业赖以存在的条件。 

我们应该通过交流，促进全球的创新生态系统，支持大量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基础研究。 

最近几十年，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美国是标准的制定国。但是，如果美国封锁技术，美国就会失去这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组建排他的技术阵营会孤立和削弱美国经济，因为这会影响美国企业和工人参与相当大一部分全球贸易活动的能力，不仅是与中国的贸易，还包括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贸易。 

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共同的技术标准，以推动这些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贸易和投资。当然，技术领域激烈的竞争会持续下去，因为技术上的突破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创新企业可以藉此设定有利于自身的全球新标准。同时，一些技术突破对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必须得到保护。 

除了国家安全，一些技术还具有广泛和有益的商业应用潜力，封锁这些技术就可能将经济领军者的地位让给作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和国家。由于任何一国的国家安全最终取决于其经济竞争力，所以在对技术保护进行权衡时必须格外谨慎。 

其次，我们还需要互操作性。没有通用的标准，我认为我们将面临异常艰难的选择，有可能让世界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为了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经济的繁荣，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案。 

我们需要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管理竞争性中美关系的框架。这个框架的主要部分必须是一个管理技术竞争的框架。与中美贸易争端不同，技术竞争不是谈判桌上，而是市场上的较量。问题是新兴和基础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第三轨。要应对第三轨的问题，我们需要安装护轨，以确保复杂技术领域的竞争不会失控脱轨。但是，双方要从第三轨转向护轨，还需要逐步消除分歧。 

中美两国应该作出表率，与其它国家一起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为什么两国不一起制定和强化针对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技术转让、数据存储、跨境数据传输和隐私权的多边规则呢？在这些简单举措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着手采取更复杂的措施，在艰难的技术议题周围设置一些护轨。 

两国可以支持制定新的公约，对网络战争作出有实质性意义的限制。当然，该公约的执行将是异常困难的挑战。双方可以就支持应对网络相关治理的路线图和沟通机制达成一致。 

双方可以就支持建立“全球技术保护委员会”，帮助识别并惩罚网络盗窃犯达成一致。双方可以更有力地支持全球商用技术标准的制定。例如，让最先进的商用和医疗技术相互兼容，让支持这些技术的算法透明。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这不只是两个国家的事情。 

最终，我们需要其它国家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其它国家的参与，来帮助我们为科技的未来规划一个可行的方案。在金融危机中，布什总统曾寻求G20的帮助来协调集体行动。当下，需要一个类似的组织来为软件和硬件的数字高速公路制定规则，例如机器学习和5G等领域。 

随着这些技术在社会中变得更加盛行，它们还会产生新型智能连接，这些连接由众多基于数据和算法的决策组成。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以驾驭最好的技术来推动社会进步。其它国家曾经提出过类似G20的框架，但没能实现必要的目标。例如，T集团负责技术，D集团负责数据。 

但是，无论是10个、15个或是20个国家参与，我们都需要世界上技术能力最强的国家开始共同为这些技术应用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行为准则，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要知难而上来改变这一态势也还不算晚。大规模和全面脱钩的妄想会让中美两国和全世界都陷入泥潭。我们需要避免这种情况。现在就得避免。谢谢。 

（本文为前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在11月22日北京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授权发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编辑：祝乃娟,陈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