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政策与改革联动

“作为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深刻变化的结果，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11月30日，在深圳前海举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发表题为《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刻变化》的主旨演讲时说。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研讨会现场演讲  摄影/甘俊）

“在以往，从总体上讲，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语境下展开的。” 高培勇认为，过去的基本分析视角无非是两个方面：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然而，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新形势，主要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不仅凸显出其局限性，也越来越同实际情形相脱节。

与分析视角转变相对应的是，宏观政策的主线也发生了改变。

高培勇认为，以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需求管理，立足于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他解释了具体的运行机制，“每当经济下行、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便实施扩张社会总需求的操作。每当经济过热、总需求过多时，便实施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操作。” 可以说，“如此的针对社会总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经过了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洗礼的中国，人们已如同吃家常便饭那般熟悉。”他说。

然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宏观调控的立足点也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高培勇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着力对象上，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战场已让位于供给；操作方法上，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让位于结构性调整；主要目标上，虽类如周期性波动这样的急性病仍须纳入医治范围，但主要目标要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

宏观调控的立足点发生变化，其实施机制也要随之调整。在高培勇看来，宏观调控的实施需要由过去的政策性操作转向政策与改革联动。

为什么要强调体制机制上的改革？高培勇指出，这正是由于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即“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没有更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对此，高培勇表示，“须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巧妙结合，将改革的中长期效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紧密配合，以此获取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由《经济日报》社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承办。

（编辑：耿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