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通过改革和调整释放新的增长动力

 △音频来源：南财音频

在12月5日举行的2019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个问题，恰恰是经济成熟的标志。他认为6%的增速已经很高了，中国发展存在一些不平衡，一些城市很现代化，代表了中国的窗口，同时在很多地区也有很多穷人，中国需要改革和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9.4%的速度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跨越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与经济增速缓慢甚至停滞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充满活力。增速放缓的原因，一方面是周期性结构性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和调整发展方式的结果。

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主要是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人口规模，在基数太低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持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依靠要素高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长期高增长的这种动力之源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而且政府、企业和家庭为此承受巨大债务包袱之后，已经不可持续。

因此，目前的放缓或许标志着中国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基本毕业。要实现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改革和调整，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配置效率。这两项工作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点。

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实现与这个梦想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层玻璃，只要中国打破这层玻璃，就能释放出新的巨大的增长动能。这是因为，中国在人力资源、资源配置、组织管理、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增长空间非常大，它们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而为巨大的进步带来希望。

国家统计局曾公布过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这意味着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

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率不断升高，其次则是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较少。目前结束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中国二三产就业人员5.3亿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二三产业有一半多从业人员是农民工。与世界其他制造业强国相比，日本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占比 50%。美国高级和中级数字技能的工作岗位的比例高达71%，中国这一数字仅有5%，差距极大。因此，中国制造业依靠科技投入与人力资本的增加，拥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配置急需进一步市场化，价格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现在，中国大力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公平竞争机制、改革国企、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要求，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就是为了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产生激励效应，就像当年让农民转为工人，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一样。

正如托马斯·萨金特教授所说，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个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具有巨大的制度性空间。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动能来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断放权。那么，新一轮改革开放就是更深度的放权过程。我们应该通过市场重新配置资源，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新一轮中高速高质量发展。

（编辑：欧阳觅剑）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