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个国家生育率跌到历史低谷。
据中新网报道，最新统计显示，澳大利亚的生育率跌至史上最低，原因或为新晋父母的年龄老化。2018年生孩子的澳大利亚母亲年龄中位数为31.4岁，父亲年龄更是达到史上最高的33.5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城市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从长期来看影响生育率，对城市的经济、养老等都构成挑战。
以上海为例，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为1455.13万人，其中17岁及以下为173.05万人，18～34岁为258.97万人，35～59岁为541.50万人，60岁及以上为481.61万人。换句话说，从户籍人口来看，超过7成人口的年龄在35岁以上，已经不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和上海类似，北京、杭州等城市的户籍人口，超过6成年龄超过35岁。
年龄结构逐步老化
上海的户籍人口年龄层次老化，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共有1455.13万户籍人口。
其中，户籍人口最多的浦东新区，298.76万户籍人口中，其中60岁以上的91.06万，35-59岁的114.40万人。 换句话说，35岁以上的占比68.77%，相对平均水平略低。而其他区的户籍人口中，3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0%的，还有黄浦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等，其中崇明区以76.52%的35岁以上人口占比，排名上海各区第一位。
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略微年轻一些，2018年，北京总户籍人口为1375.8万人，其中35岁以上占比64.4%。另外一个35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超过6成的还有杭州，2018年，杭州35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超过60%。
年龄结构偏大，长期来看，对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明显影响。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出生率8.24‰，自然增长率2.66‰。上海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7.4万人，出生率为7.2‰；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8‰。
但人口结构老化还会产生别的影响，比如，影响一个城市的创新活力。山东理工大学教授高越在《国际生产分割模式下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一书中指出，技术研发工作者具有一个创新峰值阶段，他们的大部分高水平研究成果出自于峰值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加，创新能力呈现出从开始增加到最后降低的过程。
张秀武、赵昕东在国家发改委主办的《宏观经济研究》杂志中发表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出，劳动力结构老化，高龄劳动者身体力量和身体素质等方面与年轻劳动力相比处于劣势，高龄劳动人口比例增加将延缓经济增长。
如何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外，人口整体年龄层次老化，将使城市未来的负担加重。
根据我国的退休年龄，女性50岁退休（如果是干部身份为55岁），男性60岁退休，如果35岁-60岁的年龄阶段有大批人口，这意味着退休潮在未来对城市产生冲击。
以北京为例。在北京的人口结构中，30-34岁，35-39岁，45-49岁、50-54岁、55-59岁五个年龄段中，户籍人口数量均超过100万人。也就是说，一个连续退休大潮近在眼前。
《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出，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均资本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由原来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负担急剧增加，养老金、医疗保健费用等快速增长，其直接结果是储蓄率下降，并带来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
城市该怎么办？
放开户籍引入年轻人，对很多城市来说是一个选项。
2017年，西安出台了新一线城市中最低门槛户籍新政，根据西安市公安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西安户籍人口平均年龄为38.07岁，户籍人口平均年龄比新政实施前下降了1岁多，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降低了1%。
为何会造成这一局面？整体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还比较年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9.3岁。
不过，对于一些城市来说，为了控制人口，户籍不可能大幅放开。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目前人口素质，保持终身学习，是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一。
比如，近日多个城市和地区印发或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
比如，济南市提出落实终身职业培训制度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三年培训40万人次以上，今年完成培训6.45万人次以上。力争到2021年，全市技能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30%以上。
济南提出，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政府培训补贴。缴纳失业保险1年以上的职工还可以按规定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或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金蓝领”等培训，进一步提高个人职业技能。
（编辑：耿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