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济】专稿
编者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21财经APP“学习经济”频道推出“学习笔记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意义”系列文章，学习、梳理、理解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发展动力。今天是第二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战略”。
大湾区的国家战略意义，不仅是开放前沿，更是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代表了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是创造外贸顺差的主要地区。在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广东毫无疑问是中国这辆车的两个前轮。
广东的GDP在国内长期排第一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优势。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56.4%和31.5%。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量超5万家，居全国第一。制造业门类较为齐全，形成了电子信息和绿色石化两个产值超万亿元的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产值占了全国三分之一。广东是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中心，拥有高效、完整的产业链。
大湾区制造业主要是加工组装，依赖产业链优势，近些年增强自动化水平，但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依赖成本和效率的比较优势，而不是技术优势。除了华为、中兴、大疆、比亚迪等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外，一些家电、手机等企业在国际上依然处于中、低端水平，依赖价格优势，品牌、技术难以领先。
我们的制造业大约处于日本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水平，当时日本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家电、汽车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随后，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技术和品牌，在1980年代就基本能在同行业中打败美国企业。中国强调市场营销导向的价格优势，会依赖生产规模、供应链效率等。日本当年主要强调技术创新与质量优势，目标是超过美国企业。
目前，广东制造业遇到一些挑战。首先是劳动力供给，包括劳动力数量、质量等问题。其一，中国老龄化加速，广东的劳动力供给也变得紧张。1985-2017年间，中国劳动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7.8岁。到2025年，60岁以上的人口突破3亿，占总人口的34.8%。珠三角2004年就开始遭遇用工荒，近些年越来越严重，即使广东省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都不错，但全国劳动力的紧张，会导致制造业人工短缺，成本上涨，这对中低端制造业是个不小的打击，一些工厂因此外迁。全国性的人口红利结束、劳动力供给减少与地产泡沫，导致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其次，劳动人口素质相对比较低。目前结束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中国二三产就业人员5.3亿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亿，如果把第三产业中的庞大的事业单位、金融、教育科研、媒体、个体户等去掉，这意味着中国第二产业大多数从业人员是农民工。与世界其他制造业强国相比，日本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占比 50%，美国高级和中级数字技能的工作岗位的比例高达71%，而中国这一数字仅有5%。
国家统计局曾公布过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
数据显示，1985-2017年间，全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2年，其中城镇从8.2年上升到了11.1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了9.0年。同期，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3%上升到了17.6%，其中城镇从4.7%上升到了26.7%，乡村从0.2%上升到了5.5%。
广东产业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与新兴战略产业，必须解决劳动力素质的问题。
其三，广东特有的问题是，从事制造业的主要是外来农民工，这一群体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本地人主要是做生意当老板，而本地年轻人喜欢从事服务业，因为有语言优势。但外来农民工流动性过高，无法在制造业积累技术经验，并参与创新，无法培养工匠精神。工人的素质因此很难通过积累提高，这会影响企业转型升级，高级技工缺乏。
从长三角的情况看，上海浙江江苏的一些技术性企业，其工人本地化的比例较高。比如南通振康，做机器人用的减速器，已经做到和日本不相上下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工人下班后还要去干农活。这种机器需要的是能够长期积累经验的工匠，只有当地人才会安心地长期工作。如果依靠外来农民工，又不能给他们市民资格，就必然产生高度流动性。同时，农民工四十多岁就回乡，相当于退休，如果回去干农活或做生意，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强化了劳动力紧张。
广东制造业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供应链优势是市场长期聚集形成的结果，但如果成本上升、贸易战导致企业部分流失，供应链就会受到影响。
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可能逐渐形成新的制造业基地，在中低端制造领域抢占中国企业的市场，比如越南、印度等地。制造业有一个规律，就是竞争优势会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依次转换。比如二战后美国制造业强大，但1960年代、1970年代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崛起，对美国构成冲击。美国迫使两国汇率升值。
日本在1980年代就搞出一个“雁阵模型”，想把东南亚国家纳入自己的制造业产业链，构成一个庞大的生产供应链与内部市场，也就是将自己的产能向这些地方转移。美国对这个战略进行了持续打击，致使两国贸易摩擦持续了十多年。克林顿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和新的市场，才结束了对日本的打击，日本制造业一蹶不振。
湾区的制造业站在国际竞争的最前沿，需要在产业转移中保持并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湾区一部分制造业是出口型的，市场容易受到影响，应该居安思危，抓紧通过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
为了巩固和维护大湾区的制造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这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首先，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重点是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这会得到中央政府相关资源的大力支持。广东的教育资源相对不足，211、985的录取率在全国是后两名的。应该普及高中，职业教育全国前列，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要加油。
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在大湾区布局建设。向港澳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支持粤港澳有关机构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加强产业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其三，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在新型显示、新一代通信技术、5G和移动互联网、蛋白类等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基因检测、现代中药、智能机器人、3D打印、北斗卫星应用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围绕信息消费、新型健康技术、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服务业、高性能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及其关键环节，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培育壮大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形成以节能环保技术研发和总部基地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带。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促进地区间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字文化装备、数字艺术展示等数字创意产业合作。
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具有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就是在核心零部件半导体、高端机械设备、软件领域存在劣势，但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区块链，物联网、5G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拥有市场优势，普及应用就会很快技术迭代，掌握先机。当我们不断应用创新，就会掌握这些行业的标准制定权，也就是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其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主要是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投融资平台。当然，也支持广州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支持深圳依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支持澳门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研究探索建设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
（作者：张立伟 编辑：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