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葱危机爆发，莫迪面临任内最大考验
文丨王欢 平安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洋葱在印度饮食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价格涨跌甚至能左右政坛，素有“政治蔬菜”称号。
2019年的极端气候导致印度洋葱产量大跌，价格自2019年8月以来上涨近3倍，推升CPI上行至5.54%，创近40个月新高。而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通胀上行使 “类滞胀”风险上升，成为印度央行进一步降息进行逆周期调节的掣肘。洋葱价格上涨导致民怨沸腾，叠加《公民身份法案》引发教派纷争，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社会陷入动荡。66.7%的民众对莫迪2019年的施政表现不满，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5个邦的议会选举，未来执政前景不容乐观。
一、印度洋葱危机的原因分析
厄尔尼诺极端天气是引发印度洋葱危机的直接原因。印度的气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一般情况下每年4月至11月，西南季风带来暖湿气流，形成为雨季。但是去年直到6月份季风还未到来，印度爆发干旱灾害，影响了洋葱的收成。而到了9月以后，季风却开始发威，带来了强降水，印度又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使得很多洋葱库存毁于一旦。受此影响，印度各主要洋葱产区收成锐减，导致价格在短时间内快速上涨。尽管政府为遏制洋葱价格的涨势，紧急投放5万吨库存，颁布洋葱出口禁令，并针对经销商的囤货总量进行了无期限限制，但均未能有效控制洋葱价格。
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本次洋葱危机是印度近20年来第5次严重的“洋葱危机”，基本上印度每次气候异常都会导致“洋葱危机”。中国也有很多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带，降水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很大，但对于种植业的影响并没有如此之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较为完善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有效降低了旱涝灾害的影响。而印度水利设施存储能力仅占其年径流量的6%（中国2013年已达34%）。此外，由于交通和仓储设施落后，尤其是冷链物流技术滞后，农产品运输损耗严重。《经济学人》的田野调查显示，洋葱从印度西部（洋葱产地）到达孟买顾客手中，至少经过4次装载、分类或重新包装，损耗率达到1/3以上。供应链中多达5层中间商，由于印度农产品交易制度松散，经销商拥有绝对的议价能力，导致囤积居奇现象普遍，加剧了洋葱价格的上涨。
二、印度洋葱危机的影响
洋葱价格暴涨直接推升了印度的通货膨胀，影响了印度央行的降息步伐。2018年下半年开始印度经济增速见顶下滑，GDP连续六个季度减速，2019年三季度同比增速仅4.6%，为六年以来最低水平。三季度工业生产同比下降4.35%，基础设施产出同比下滑5.8%，均创2011年以来新低。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双双进入负增长区间，生产和需求均出现边际走弱。为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印度央行自2019年初开始连续5次降息，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35bp，政府还同时推出了包括减税在内的多轮财政刺激措施，依然未能有效控制经济失速下滑的势头。但是9月后洋葱价格的持续暴涨大幅推高通货膨胀率，干扰了印度央行降息的决心。12月5日的议息会议中，印度央行出人意料地决定维持5.15%的基准利率不变。在接受彭博社调查的43名经济学家中，所有人此前都预计会出现降息。美银证券在12月1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建议投资者追踪洋葱价格，“因为这一价格已经成为印度央行是否会持续降息的关键因素”。
洋葱危机、失业率高企，叠加《公民身份法案》引发的教派冲突，印度国内民生动荡，游行四起。印度2018年人均GDP仅2015.6美元，约7到8成人口仍生活于国际贫困线（5.5美元/天）以下，印度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简单易种植，而且十分高产的洋葱成为印度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蔬菜，甚至被称为“穷人的食物”。对于大多数印度家庭来说，当前飞涨的洋葱价格已经难以承受，不仅加速推升通胀，而且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偷窃、斗殴等等。并且，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持续走高（2019年10月，印度失业率已升至8.5%，为201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2019年四季度颁布的《公民身份法案》引发了激烈的教派冲突，种种社会矛盾累积，最终导致近期印度全国上下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爆发，超过2.5亿人走上街头抗议，包括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等在内12个邦陷入瘫痪。
洋葱危机使政府施政陷入恶性循环，莫迪政府面临生死考验。洋葱是印度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农产品。印度在2010年与2013年先后发生两次“洋葱危机”，是造成国大党在2014年大选中失利的重要原因。舆情监控显示，此次“洋葱危机”来势汹汹，与2010年与2013年极为相似。为了安抚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消费者，莫迪政府不得不于2019年9月底仓促颁布洋葱出口禁令，但这又引起农民的不满。在中间商的盘剥下，洋葱涨价并没有给农民们带来额外收益，而政府强行压价和限制出口的管控举措却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的收入。由于洋葱等农产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印度政府既不敢得罪城市消费者，也不敢得罪农村生产者，时而刺激农产品价格上涨以赢得农村支持，时而又以非理性的“一刀切”式出口禁令安抚消费者。政府在实施决策时常常受到民意的牵制，导致政府陷入恶性循环。在过去一年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已经失去了5个邦的议会选举，其中最近的一个恰尔肯德邦议会选举惨败发生在2019年12月底，莫迪政府未来执政前景不容乐观。
三、印度经济展望
短期来看，印度经济 “类滞胀”风险上升，叠加持续的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预计2020年经济难言乐观，GDP增速约5%。根据国际科学团队预测，厄尔尼诺有80%的概率在2020年卷土重来，如果应验，那印度的“洋葱危机”可能将再上一个台阶。投资方面，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使得印度的货币宽松步伐放缓，同时银行部门高水平的坏账可能阻碍放贷，使得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受限。消费方面，洋葱价格的暴涨通过传递效应带动整体果蔬价格上涨，2019年11月，印度水果蔬菜批发价格同比高达28.15%，叠加高失业率和持续的社会动荡，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与意愿不足。外贸方面，受全球经济下行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拖累，印度2019年11月出口同比下跌0.3%，8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出口陷入同比萎缩状态，预期印度出口短期难以改善。鉴于种种不利因素，各国际大投行也纷纷下调了对印度未来经济的预测。DBS预测印度2020年GDP为5%，此前预测为5.5%；Focus Econ预测2020年为6.4%，较此前预测调低了0.3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印度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长期积累的制度和结构矛盾，导致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织，亟待进一步推动改革。首先，受投资疲弱、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职业技能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拖累，印度制造业增长出现停滞，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近年来，印度制造业发展步伐缓慢，占GDP比重长期停留在15%-17%的较低水平，与莫迪政府提出的25%的目标相距甚远。制造业发展陷入瓶颈期，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缩减开支，并大举裁员，导致失业率持续上升。同时印度通胀水平快速上行，已超过央行设立的4%的通胀目标，不但制约了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物价上涨直接加剧了居民生活负担，社会矛盾积聚，新年伊始印度便发生了2.5亿人的大规模游行。
其次，印度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上升较快，财政健康与债务风险制约印度经济发展。印度财政赤字率为3.8%左右，政府部门杠杆率达67.9%，高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支出缺口长期存在，政府需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补充资金缺口，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120万亿卢比，外债规模达5430亿美元，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印度政府依靠债务驱动经济实现快速扩张，造成政府部门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而莫迪政府提出的5万亿美元新印度计划需要财政政策的积极支持，将导致债务压力进一步上升，新政的实施与债务支持的可持续存疑。
最后，银行坏账和土地改革等历史问题导致的资源错配约束印度政府政策实施。在印度1.7万亿美元的银行体系中，大约有2100亿美元坏账。印度银行坏账率达到11.6%。印度国有银行占印度银行业总资产的2/3，国有银行作为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主要贷款方，过度放贷导致银行体系内累积的坏账压缩新贷款的投放。印度银行体系需要新资本的引入，银行业的重组和私有化效果有待观察。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是长期以来制约印度经济发展潜能的重要限制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又涉及印度的土地制度改革。而土地法的复杂性导致历史改革并不彻底，阻碍了印度现代基建和制造业的发展。信贷和土地资源的错配导致政府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未能有效推进，印度经济困局长期未能解决。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