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医生，我要回去上班。
“我回来了，可以安排工作”，平淡的说出这句话语的朱彬，通过千里“偷渡”的方式，从上海赶回武汉，投入到武汉协和医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一线工作，从返回武汉至今，都没有去看过年幼的女儿。
朱彬是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2019年12月初，作为科室年轻骨干，朱彬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进修学习，按照计划，他将在上海进行为期3个月的进修。
但疫情在12月底爆发。通过新闻媒体，朱彬获悉武汉新冠肺炎的相关讯息，并且随着疫情的发展，朱彬敏锐地发现在协和感染科的工作群中，病房的压力与日俱增。同事们的工作强度逐渐增大，倒班频率逐渐增高，有的同事坚持带病工作，有的同事即便家人过世，也匆忙回来。他旁观大家在一线奋战，内心越来越煎熬。他有一个朴素的想法，那就是那些都是自己的老师和同事，关键的时候，他要和大家在一起。
朱彬当即向两边科室提出申请。华山医院感染科当时就予以同意。但协和医院感染科的郑昕主任考虑到朱彬这次学习机会难得，对他个人的发展大有助益，还想让他坚持原计划，最初并不同意朱彬回来。
但疫情的发展不如人所预料。随着疫情易发汹涌，就诊人群快速挤进医院，为此，武汉协和医院扩充了发热门诊和隔离病区，又派遣人员支援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空前加大。看到这种局面，朱彬再也坐不住了，1月23号，朱彬再次提出申请，要求立刻返回武汉，这一次，主任同意了。
彼时的武汉，已经封城，所有离汉通道关闭，留在武汉之外的人，也无法进城。朱彬在订票软件上查询到当天还有一班飞武汉的航班，他赶紧预定。但仅过了几小时，朱彬就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他想着购买火车票，但同样显示停运。
无奈之下，他选择了1月25日的同一航班。“但要等太久了，”心急如焚的朱彬不甘心，听说华山医院有赴武汉支援的医疗队，还想同时试试能否随队出发。但医疗队当天晚上即紧急出动，无暇通过他的临时申请。他只好继续等待1月25日的飞机。“哪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24号晚上，临出发的前夜，航班再次取消。”
没时间消化失望的心情，朱彬赶紧再想办法。有人告诉他可以先坐火车到武汉周边的城市，比如麻城或者信阳，然后再打车回来。他以为可行。可紧接着武汉便出台了机动车禁行通知。武汉的出租车出不去，外面的出租车也进不来。因此即便到了武汉附近，再进来还得另想办法。他灵机一动，想到到周边后，如果自己租车来汉，说不定便可行。在他看来，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成不成不一定，可必须试试”。小城市不见得有租车服务，因此他首选飞赴长沙。
1月27号中午，朱彬乘坐的航班落地长沙黄花机场。到了机场片刻没有休息，直接从早已租好的租车公司提车上高速。“当时租车公司的客服发现他把目的地设定为武汉，还特意打过电话，询问原因。”朱彬说，他回复他们自己是一名医生，需要赶回去上班。租车公司随即主动免掉了所有费用。“当时觉得特别有力量，我知道自己确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27号下午五点，他回到了武汉，并第一时间给郑昕主任打了电话，只是简单地告知自己回来了，可以接受工作安排。
从1月31号开始，朱彬正式加入科室排班。他负责在发热门诊坐诊，6小时一个班次。2月2号当天，朱彬从早晨8点坐诊到下午2点。自打上班后，朱彬就没有回家。休息的时候就近住在医院统一安排的宾馆中。一是防止交叉感染，同时也方便一有紧急情况可以及时赶到。
朱彬说，真的回来了，才发现情况比自己预期的还要严重。病人不但多，病情也很复杂。目前协和发热门诊是24小时值班。来就诊的患者普遍有发热症状，很多还合并呼吸道症状。病人一旦确诊，再去定点医院。一旦穿上防护服，朱彬必须6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否则一脱一穿就是半个小时，病人的诊疗就耽误了。他坦言，长时间闷在防护服里面，从生理到心理都是一种煎熬。
此后，回来路上的艰辛与波折，不管是家人还是领导，朱彬从没有主动提起。他觉得和一线的同事们相比，自己这些都不算什么。“至今，我没有告知父母我已回武汉。”朱彬说，迄今老人们还以为儿子远在上海，避开了此次汹涌的疫情，“老人们已经非常担心，不想再增添他们的不安。”
（编辑：张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