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黄严忠表示，旅行禁令效果如何是值得探讨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无意的副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还会付出一些其他不必要的成本。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消息，最近两三天以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陆续有国家宣布入境管制措施，包括禁止近14日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暂停给中国护照签发签证和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线等。
2月2日，美国知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表示，旅行禁令效果如何是值得探讨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意的副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还会付出一些其他不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旅行禁令成本高、效果待定
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3点30分，世卫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谭德塞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出现疫情这两个事实，旨在动员国际资源，为卫生体系薄弱、公共卫生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国际援助。
但他同时指出，没有必要对中国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的措施，不推荐限制旅行的措施，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但上述建议对各国并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
尽管世卫组织并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但PHEIC消息之后，开始陆续有国家宣布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入境管制措施，包括禁止近14日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暂停给中国护照签发签证和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线等。
也有采纳世卫组织建议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卫生部长此前表示，加拿大密切跟随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就已知的信息而言，新冠病毒疫情对加拿大公民的风险很低，因此目前并不构成要宣布紧急状态或对外国人入境采取限制的条件。
实施上述旅行禁令是否妥当？
“对于美国宣布的相关入境管制措施，其实并不感到意外，一方面，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潜伏期最长为14天，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另外，美国民众和议员等利益群体对此也在施加压力。”黄严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但黄严忠表示，旅行禁令效果如何是值得探讨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无意的副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还会付出一些其他不必要的成本。
他分析，一是社会层面的成本，主要是可能会引发社会公众对特定族群的歧视。
“比如我才听说了一个类似的遭遇，我有一个华裔朋友最近在美国当地打预防针，邻座的陌生人一看到我朋友坐下，就赶紧换了座位。也就是说（相关禁令）对于基本的公民权利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会产生一些种族定性的问题。”黄严忠说。
二是可能要付出一些经济层面的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曾经做过的一个估算，历来的疾病爆发事件中，由恐慌引起的损失占到了总经济损失的九成左右，包括停止旅游出行、停止在外就餐等等。还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航班停飞、叫停国际间的人员往来等。”黄严忠说。
就历史经验来说，通常是越外向型的国家遭受的短期冲击越大，观察其出口占GDP的比重，就可以大致估算其风险敞口是多少。
“现在关闭边境就好比把马放跑后再关上马厩的门。”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爆发H1N1型流感时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在当时并未关闭美墨边境。
黄严忠在其2010年10月份发布的一份工作论文中指出，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关闭美墨边境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声音认为奥巴马做得不够。但关闭所有的海陆空入境口岸的机会成本相当高，因为这对于双方的商业群体和家庭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另据本报查询发现，已有美国国内多位公共卫生专家撰文，认为美政府采取的限制措施恰恰是世卫组织反对的，无助于各国合作抗击疫情，而是对疫情作出了过激反应。这些专家包括传染病学家朱迪·斯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詹妮弗·诺佐等。
或可开始准备温和的替代方案
据上述论文指出，在2009年时，鉴于H1N1型流感的快速传播，遏制（containment）策略的可行性显得不高，世卫组织在2009年4月27日宣布疫情进入第四阶段，该组织明确表示鉴于目前的情况已超出可遏制的范围，建议采取缓解（mitigation）措施。
据世卫组织，在面对全球性的流行病进行作战时，在第一到三阶段，启动遏制策略有助于避免形成传染链条及爆发，方式包括有力的接触者追踪、接触者隔离，大量的诊疗等等。不过，到第四阶段开始，缓解策略则更为适合，目标是以疫情影响的最小化为目标，重心不再包括治疗大部分的轻度病例，而是转移到重度病例和高风险人群（孕妇、有基础病患者）上。
当时，针对H1N1型流感疫情，北美国家采纳了世卫组织采取缓解措施的建议，有些欧洲国家最开始想尝试遏制，但大部分国家开始快速集中资源和精力为治疗和大规模疫苗接种做准备。
和欧美国家不同的是，许多亚洲国家开始采取遏制策略，包括强化入境口岸检测，并对来自北美的航班进行机上测温等。另外，尽管世卫组织表示经规范处理的猪肉制品并不含有病毒，仍是安全的食品，但亚洲多国开始对生猪肉和相关产品下了进口禁令，还采取了严格的人群隔离措施。
但是黄严忠指出，上述国家全力防守的做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反作用。他在论文中指出，将全部资源扑在遏制疫情上，可能会忽视一切其他的公共卫生问题。比如，当年H1N1型流感爆发时，马来西亚2009年的总确诊人数为1.3万人，81人死亡；而在2010年1月到4月10日这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马来西亚有1.4万人感染登革热，死亡47人。
“2009年爆发的H1N1型流感，美国的疫情就是大规模的散开，对于美国政府的应对方式其实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批评其政策力度不够。但实际是美国政府在当时疫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判断，如果将人力物力全部扑在遏制传播上，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该病毒其实比较温和，致死率较低。但当时很多亚洲国家的做法跟美国不同。”黄严忠表示。
据他介绍，美国政府最初也想全力防守，后来判断形势后，调整为以降低损失为主要目标的缓解性策略，侧重点不再是追踪人群和隔离，而是救治重症患者。
据介绍，美国当时的缓解策略分为四大支柱：疫苗、抗病毒素、医疗护理和非医疗干预。尤其是聚焦于通过加快疫苗的运输和使用来降低重症和死亡的相关决策，制定保护易感群体的综合性方案，保证集中治疗设施的通畅性。
“目前调动一切资源力量去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这可能不是长久之计，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考虑，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一个更为温和的替代方案。”黄严忠表示。
另外，他还建议，无论是科学界人士还是媒体，要多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多做一些公众健康、医学方面的教育工作。
（编辑：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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