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专栏｜从供给侧怎样扩需求？
王东京
实不相瞒，起初我并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会如此凶猛。这些天网上不断传来消息：西方某国启动封城，某地宣布进入灾害状态。最近又有专家说，全球疫情蔓延将引发经济大萧条。我不知“大萧条”的确切含义为何，但亲历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没人说是“大萧条”。
防患于未然。假若全球真的发生大萧条，中国要怎样应对？中央强调坚持“底线思维”，是说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宁可把后果想得严重些。事实上，3月下旬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一些企业率先复产，可不成想欧美疫情快速扩散，国内不少企业的外贸订单受阻。这提醒我们，面对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应未雨绸缪、早作谋划。
历史经验说，西方国家每次遇到经济麻烦，贸易保护主义就会粉墨登场。1929-1933年大萧条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如此。而且有迹象表明，这次疫情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将推出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其后果不难想到：全球产业链可能受影响，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是的，这正是当前中国的难题。我们奉行贸易自由，可人家要“关门”，此事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怎么办？最近中央提出要“扩大需求”。出口受阻，当然要扩大需求。读者知道，“扩大需求”并不是中央的新提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就提出扩大内需。不过在我看来，今天扩需求与以往不同，是要从供给侧发力扩需求。
并非我自己的主观臆断。习近平总书记有句经典名言：“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这句话意思很清楚，供给与需求相辅相存，改进供给也是扩大需求。
现在的问题在于，从供给侧怎样扩需求？思来想去，我认为应坚持以下三大原则：第一原则，用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经济学讲，需求有两类：一是投资需求，二是消费需求。当年凯恩斯主张重点扩投资，理由是投资有乘数效应。读者也许有所不知，就在凯恩斯《通论》出版的1936年，哈罗德出版了《商业周期》一书，提出消费对投资也有放大效应（“加速原理”），并以此证明凯恩斯的理由不成立。
再想深一层，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投资虽然可以带动需求，但若消费需求不足，扩投资只会形成产能过剩或产品库存，这对稳就业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此反而会增加失业。学界公认，上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陷入“滞胀”，其实是凯恩斯主义惹的祸。另外从结构均衡看，以消费牵引投资，最大好处是供给可以更好满足需求，避免结构失衡。
第二原则：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投资一方面要以消费为牵引，另一方面，扩投资也要有主次之分。今天产业分工已十分发达，但不论分工有多发达，我们皆可将产业分为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比如采矿业是钢铁业的上游产业，钢铁业则是采矿业的下游产业；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而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由此推，产业链最终端，必是消费品产业。
按照第二原则，扩投资的重点是消费品产业。可扩投资为何要以消费品产业为重点呢？回答此问题，我们需回到“投资乘数”上来。所谓投资乘数，是指一项投资带动其他投资的倍数，其高低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产业链越长，投资乘数越高。我说过了，在整个产业链中消费品产业处于最末端，对投资带动作用当然最大。
第三原则：用进口带动出口。李嘉图早在200年前就证明过，各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共赢，但前提是国际贸易要自由。可目前的局面是，西方贸易壁垒森严，特别是受这次疫情的影响，贸易摩擦仍有可能。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出口下降了11.4%。此局面需要改变，问题是怎样打破这个僵局？我想到的是用进口带动出口。
经济学说，一个国家出口，目的是为了进口，若不进口，则代表着对国际分工收益的放弃。这样看，我们应实施积极进口政策。当前全球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下跌，扩大进口无疑可降低国内生产成本，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事实上，引进外资也是出口，只是商品未离开国境而已。
以上分析的是扩需原则，落实到操作层面，还需有相关政策的配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是中央定的基调，可人们对此的认识却不尽一致。说我的观点：近期，财政政策应发力提振消费，重点是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而对扩投资，应立足于调结构，进一步提高减税降费针对性，通过改进供给扩需求。
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灵活适度，我认为有三个基本点：一是流动性要合理充裕，确保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要优先满足下游产业贷款需求，充分释放下游产业的“投资乘数”效应；三是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并适度提高杠杆率。读者要知道，扩消费其实就是扩投资。中国有14亿人口，若消费旺盛，消费产业发展怎能不带动上游产业全面振兴？
（编辑：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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