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疫情日记之四｜从非典到新冠，加拿大疫情预警系统有效吗？

 2020年4月23日 多云

这几天时阴时晴，变幻不定。前天甚至出现了罕见的古怪天气：上午十点多，有那么十来分钟，突然狂风加暴雪，一阵搓棉扯絮。然后阳光灿烂，蓝天白云，若无其事。

新闻也是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拿大疫情控制刚刚见到一线曙光，位于东海岸的新斯科舍省便发生了可怕的枪击案：周六晚到周日上午，一名牙医扮成警员，开着伪装得近乎完美的假警车，沿着高速公路长途奔袭，在沿途的小镇或乡村大开杀戒。到今天为止，警方共发现了16个犯罪现场，至少5栋房子被烧毁，22人遇害，包括退休老人、小学老师、警察、孩子……

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枪击案——加拿大允许私人持枪，但一直管制得非常严格，因此枪击案并不常见。凶手已经在与警方的对峙中丧命，目前也没发现留下任何信息，动机尚待调查。但如此惨剧，加上发生在全民禁足时期，触动了所有人的心。人们在网上发起哀悼、追忆，以及反思。其中一个质问是：凶手的屠戮狂欢持续了12个小时，在这期间，已经知情并开始追踪的警方为何不发布紧急警报，提醒人们注意防范？

一

他们说的，是加拿大国家公共警报系统（NPAS）。危险事件逼近或正在发生时，该系统可通过电视、广播、手机、高速公路电子牌等联网设备，向公众迅速发出警示。收到信息时，人们会听到非常刺耳的警报声，提醒你赶紧查看，采取相应行动。

NPAS由加联邦政府与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及其他组织合作运行。遇到灾害、恐怖袭击、民事紧急状况等，都可以即时发警报。

人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是安珀警报（amber alert), 即儿童失踪警报，这个名称来自很多年前不幸遭绑架杀害的美国女孩安珀。

我到加拿大的头半年，就收到过至少三次安珀警报。有些时候，孩子并非真的被绑架了，可能只是家庭矛盾或短暂失联。但加拿大及整个北美对儿童失踪极为重视，只要警方认为疑似绑架，孩子有人身危险，就会随时发警报寻找。所以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睡得正香，突然手机厉声尖叫，屏幕上信息闪烁，你梦中惊坐起，四顾惶然。终于搞清楚怎么回事后，决定睡个回笼觉，刚要入眠，手机再次尖叫起来——孩子找到了。

二

虽然也引来过“扰民”的抱怨，但警报的确奏效。去年上半年安省发布了6次安珀警报，5次成功找到了孩子（1次孩子遇害，凶手被捕）。所以加拿大人还是认可这个警报系统，而且知道一旦发布警报，就说明事情真的很严肃，需要认真对待。今年1月，多伦多用户收到皮克林核电站疑似泄漏警报，提醒10公里内住户留意后续信息。当时是一大早，不少人刚出门。大家赶紧停下，打开地图查询自己离核电站有多远，好在后来证明是有惊无险。

新冠病毒在加拿大蔓延后，3月27日，安省发出第一条疫情警报，提醒旅行归来的人必须自行在家隔离14天。大写加粗的字体提醒他们“不要逛店，不要走亲访友”；时隔不久的4月4日，又发了第二条警报，这次是要求大家除非不得已，务必待在家里，“忽视自我隔离或者社交距离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危害他人生命”。

安省发的疫情警报，提醒人们待在家，一遍英文一遍法文。

这种措辞已是加式警告的极限。第一条警报出来前，还有乐器店约我和朋友有时间过去看看；警报过后，大家都安静了。

这也是新省民众质疑官方为何不发枪击案警报的原因。新省应急部门表示，他们需要警方提出请求、提供信息才能发警报。警方则表示，他们周日准备循程序发警报时，得知枪手已被击毙，不过周六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

问题是发生枪击案的区域位置偏远，而且很多居民是老人，对社交媒体关注很少。一位居民说，之前的复活节周末，商店因疫情全部关闭，新斯科舍省还发了警报通知，此次发生特大枪击案时却不发，匪夷所思。面对记者的追问，新省警方发言人一时也无言。

三

做决定总是不易，因为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当初安省发疫情警报，省长福特似乎也下了很大决心，“如果给安省每个人发信息只能救一条命，我也准备这么做，” 他说。

而决策的基础，是手头掌握的信息。无独有偶，这两天，与新省紧急警报争议平行进行的，是关于加拿大疫情预警系统的讨论。 

上周加首席公共卫生官Theresa Tam提到，她做决定时依赖的主要信息源之一是加拿大的“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GPHIN），说该网络去年12月末就敏感地捕捉到了新冠疫情信息，并且每天都会发布疫情报告。

加拿大疫情预警网络GPHIN工作流程

加政府也很关注国际传染病学会运营的ProMED。该疾病监测网络比GPHIN早一天发出新冠病毒警示。此外，加拿大军方一个情报部门表示，他们从1月初起就开始定期跟踪新冠病毒流行状况，并撰写报告。 

GPHIN创立于1997年，曾经成功帮助预警非典和H1N1的爆发。但这次，加拿大疫情预警系统是否有效发挥了作用？渥太华大学教授、加拿大情报专家Wesley Wark对此存疑。在他看来，加拿大或许收集了一些信息，但没有证据表明，相关方面集中力量对疫情的威胁进行过评估。 

四 

3月下旬，在发表于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网站的一篇文章中，Wark回忆说，早在2004年，刚经历了非典疫情、心有余悸的加拿大政府公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政策》，提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要重视全球性流行病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把公共健康预警纳入国家安全考量，包括及时评估疫情的威胁。

现在回头看，这条安全政策相当有预见性。遗憾的是，时隔16年，它作出的承诺似乎没有真正实现，加拿大面对新冠疫情仍有些措手不及。GPHIN和ProMED当时或许留意到了病毒的身影，但对其致命性或传染性所知不多。至于加拿大军方的追踪，并未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

加拿大副总理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作为“五眼联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联盟）的活跃成员，加拿大跟美国和“五眼”成员有密切合作。从她的话中推断，加拿大从外部得到了一些消息，或许也有评估，只是没有公之于众。

Wark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从现实看，加拿大决策时仍依赖公共情报，包括许多挣扎于疫情中的国家公布的未必精准的信息，看不出政府曾做过集中、全面的评估。

不过，也有人问，加拿大真的需要更提前的预警吗？难道中国疫情给北美预留的时间还不够？要体会新冠的可怕，打开电视，看看屏幕上武汉空荡荡的大街和每天上升的病例数字不就可以了吗？ 

Wark认为，如果加拿大那时能够仔细分析武汉的卫星图像，观察小巷、医院和殡仪馆的动态，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在一月中便判断出加拿大受疫情打击的可能，就可以更早地发布旅行禁令，在春假前便要求人们留在家中，及时储备应急物资和医疗防护用品，结果便会有很大不同。 

在他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仍在于把全球性流行病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并构建长期应对能力。他说，加拿大2004年《安全政策》在公共健康方面只有两大成果，一是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设立了一位首席公共卫生官、一位部长；二是2004年投入6.65亿加元用于公共健康预案。其他方面都乏善可陈。加拿大安全部门中，曾经打算负责疫情评估的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很快将关注点转向了恐怖主义分析。公共卫生局更像是联邦政府内一个流行病专家团，只拥有一个很小的情报单位，无法接触更高机密信息。政府专家、情报机构与他们为之提供建议的决策者之间缺乏充分和顺畅的连接。

五

而GPHIN也有自己的苦衷。

虽然它2019年12月31日就捕捉到了新冠病毒的信息，但加拿大媒体调查发现，当病毒开始在加拿大蔓延时，GPHIN的技术升级还没完成。作为一个在线监控系统，它的运行模式是搜索网上关于传染病的媒体报道，然后进行分析。但直到去年秋天，这个系统在地理位置和时间标记算法方面仍然需要改进。这对系统每天梳理7000篇网络文章、确定疫情爆点非常关键。 

技术更新缓慢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缺钱。PHAC前官员Ron St. John说，尽管GPHIN已经在非典和H1N1疫情预警中证明了自己，却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他在PHAC任职的那段时间，GPHIN一直靠着有限的预算勉强维持。加拿大应急中心经常要拿出自己一部分预算，帮补GPHIN。

而随着技术迭代日新月异，GPHIN搭建于1990年代末的系统需要大翻修。它在数据搜集和分析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甚至有时与其他健康信息系统不兼容。目前它正与多伦多大学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合作，改善网络功能，并希望最终建成一个人工智能平台。

对GPHIN来说，这场令全球变色的新冠疫情或许是个机会，因为情报分析界也有自己的时尚潮流。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安全项目主任的Mark Stout说过，很久很久以前，情报界都不爱恐怖主义分析，认为没什么魅力。但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局面为之一变。他估计，类似的转向可能再度发生，研究流行病等跨国问题的分析师很快会受到追捧。

而且，至少在口头上，加拿大官员对GPHIN的工作很肯定。4月8日特鲁多表示，相对于许多国家，加拿大应对疫情更有优势，因为它曾从非典疫情中学到很多。“这次也一样，我们将学到更多东西。如果疫情再度发生，我们将更有准备。”

对此Wark的评论是，只是学到是不行的，还要学以致用——就像2004年一样。

（编辑：李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