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农民工长期外流的省份来说，另一个潮流正在逐步兴起：农民工回流潮。
以重庆为例，2019年全市农民工总量758.6万人，比上年下降1.0%。其中，外出农民工541.9万人，下降2.2%；本地农民工216.7万人，增长2.2%。
在这背后，既有产业转移的“功劳”，也不乏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落叶归根”。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农民工回流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在广东打工接近10年的韦莲（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由于二胎，一方面由于疫情，她返回了广西老家，并打算不再外出打工。之后，她的丈夫也打算回乡。“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我老公还差两三年就交够社保了，之后他就想回老家这边自己做点小生意了。”
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研究广西大学副教授李国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农民工既有“主动回流”，也有“被动回流”，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选择去省内的省会（首府）城市占了更大的比重。
外出与回流
一些人力资源丰富，但相对人均收入更低的省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力资源的输出省份。
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长期的人口流出省份。2019年广西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广西全区人口5695万人，而常住人口为4960万人，是属于人口净流出省区。2019年全区农民工总量为1287.2万人，比2018年增加13.6万人，增加1.1%。其中，外出农民工（离开本乡镇）为894.2万人，本地农民工（在本乡镇内务工）为393.0万人。
李国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广西的外出农民工中，选择区外就业的农民工有575.5万人，其中，聚集在广东就业的就达526.0万人，占区外就业农民工总量的91.4%。
他进一步解释称，为了“谋生存”追求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广西农民工流向区外发达城市就业的首要因素。“长期以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农民工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广东（因广东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达，语言和生活习惯也基本相近），这是广西区内推力与区外发达城市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推力看，广西山多地少、农业不发达，农业生产成本高，收益低，农民收入普遍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严重过剩；而且，广西产业结构不合理，非农产业不发达，经济增长后续动力不足，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容纳大批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从拉力看，对东部发达城市高收入向往是驱使广西农民工流向区外的最主要拉力。
2019年东部地区就业的人均月收入为4129元，广东就业的人均月收入为4117元，而广西区内就业的人均月收入为3492元，分别比在广西就业的收入多出637元和625元。而且，东部发达地区二、三产业发达，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都创造了大量能够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岗位。
韦莲就是其中之一。她十年前前往广东打工，并在那里经历了结婚、生子、二胎。她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在广东在打工已经差不多10年了，2019年11月在东莞这里有了二胎。厂里活不多，今年1月初三日就已经提前开车回家过年了。孩子小肯定需要照顾，再加上今年疫情影响，她这一年肯定是在家待着。“这个情况出去工厂也挺难的，我们工人也挺难。”
为何回流？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比上年增加159万人，增长0.9%。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50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917万人，比上年增加245万人，增长2.5%；跨省流动农民工7508万人，比上年减少86万人，下降1.1%。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9%，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而广西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区农外出农民工894.2万人，下降2.0%；本地农民工393.0万人，增长8.8%。
此外，根据2019年上半年湖南民生调查数据，2019年上半年，湖南省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1320.8万人，同比增加10.5万人，增长0.8%，增幅回落0.4个百分点。从就业地域来看，上半年，在湖南省内就业的外出从业人员占该省全部外出从业人员的39.9%，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外出省外的占60.1%，比重有所下降。
目前来看，农民工省内就业的比重正持续增加。为何出现这一局面？
李国梁表示，以广西为例，从“主动回流”来看，首先，随着广西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广西县域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生产生活与保障条件的明显改善，以及外出务工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就业。
其次，广西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扶贫工程项目增多，大力推进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搬迁建设等等，为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也因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活跃了农村经济，加上近年来出台的扶持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政策以及不同规模的农民工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有效推动了农民工创业发展，以创业带动了本地就业。
第三，近些年来广西基于独特的沿海、沿江、沿边地缘优势，加上土地以及部分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断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为吸引区外就业的农民工持续回流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造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登上舞台。
李国梁指出，新生代农民或者因为结婚生子、照看老人或者子女教育，抑或是基于外出打工的经验见识、资金的积累，希望以创业来“谋发展”等，从而促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选择返乡创业就业。
省会成重要吸纳地
那么，是否确实如此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了湖南省2019年统计公报，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593元，增长8.5%，这一增幅并不低。但是湖南省内不少工作岗位的收入，也并不低。
根据湖南公布的数据，2019年，湖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6元，比上年增加4095元，同比增长5.8%；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7563元，比上年增加4263元，同比增长5.8%；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012元，比上年增加1837元，同比增长4.6%。
而湖南的核心区域——长株潭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861元，增长9.1%。目前来看，很多湖南省农民工回流，集中于省会及周边，以及湖南一些地级市。
根据湖南省汝城县5月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5月22日，全县返乡回流农民工216人，通过专场招聘、岗位推送实现了转移再就业85人（再就业地点主要为本省长株潭地区、江西南昌、九江、吉安等地），扶贫车间就近就地就业28人，公益性岗位安置16人，发展农业产业转移就业21人，接受技能培训47人。
这并非是孤例现象。李国梁指出，从他负责的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数据显示，关于广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区域去向，选择未来流向东部沿海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北上广等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总体的14.5%；而未来会流向区内省会城市（南宁）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体的37.5%；打算流向区内中小型市级城市（如桂林、柳州、北海等）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体的28.9%。
不过，他认为回流仍然是缓慢发展的现象。目前，广西工业化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尤其是广西中小城市的产业多属于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产业缺乏支撑力，集聚效应不足；龙头企业少，规模经济尚未形成；广西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还有较大改进空间。这就决定了未来一定时期内，广西农民工“候鸟式”迁徙现象仍是主流，回流虽明显但也仅是缓慢发展。
（作者：陈洁,实习生莫甜甜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