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京东数科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带来主题发言“警惕世界金融‘去中国化’”。
李扬指出，在实体经济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同时，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似乎在展开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的全球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步伐似乎从未停止，甚至更有加快之势。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在这个新网络中，美元借助“美元荒”的蔓延，进一步巩固甚至提升了其国际地位。现在看起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去中国化问题，只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中打出属于中国的一片天下。
以下为发言全文：
李扬：各位下午好，很高兴参加京东数科组织的这次讨论。
建光博士希望我就国际金融体系“去中国化”问题同大家分享点看法。这的确是个重要问题。如今，“去全球化”愈演愈烈，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却发现了若干国家加强合作的迹象。问题在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这种合作，并没有中国参加，就涉及的币种而言，也将人民币排除在外。换言之，我们在国际金融领域明确地看到了“去中国化”迹象。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加入WTO之后，应当说，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现在，这种使中国受益的主要因素，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干扰，正在消退，这就值得高度关注了。关于全球化，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我们支持自由贸易，支持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全球化深入发展，而且，我们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推进全球化的新举措。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是我们的既定立场。
一讲到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很多人习惯于用阴谋论来阐释，我觉得，与其说是阴谋，毋宁说是阳谋。全世界都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公开宣称去全球化，公开且不断地撕毁过去的条约，不断地“退群”，明白无误地摆出了要对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行“清算”的姿态。
国际社会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不久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里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疫情后的去全球化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现在发生的事情称为“大封锁”，有些学者希望降低“封锁”的“阴谋论”的主观色彩，将此现象称为“大关闭”。即便如此，这一概念也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便政策制定者没有主观实施封锁的动因，防疫的客观要求和集体行动，都将产生关闭各国国境和引致产业链断裂的结果，于是，全球经济的联系同样会断裂。而且，由于“体制化”过程的存在，在关闭结束后，有些断裂可能永远无法修复，世界经济将在去全球化的轨道上低位运行。
前几天，有消息称，中美之间的人员交往已经退回到40多年前的状况，如今，一天里，中美直达航班已经没有几班。这当然是疫情使然，但是，疫情过去之后，能否恢复到过去那么密切的交往，多数人都表示悲观。我们一定要看到，去全球化、产业链断裂和价值链断裂等，是防控疫情造成的客观事实，而疫情完全过去恐怕还得有几年时间，也就是说，这种“大关闭”还会再持续几年。试想，几年后，如今的关闭将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为习惯，固化为常态，亦即人们所说的，关闭可能相当程度上“制度化”，因此，“去全球化”恐怕是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客观事实。
值得关注的是：在实体经济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同时，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似乎在展开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的全球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步伐似乎从未停止，甚至更有加快之势。代表性现象有二：
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加速的背景下，3月19日，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等9家中央银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总计4500亿美元。不止如此，还不到半个月，2020年3月31日，美联储进一步宣布设立海外央行回购工具，在已有的美元互换工具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可以说，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在这个新网络中，美元借助“美元荒”的蔓延，进一步巩固甚至提升了其国际地位。
历史上，值得一提的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在2007年12月发生过。当时，次贷危机的冲击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溢价迅速拉升，为应对流动性休克所带来的冲击，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丹麦、英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瑞典、瑞士的央行和欧央行等十四家中央银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同意在需要的时候，各国央行可以用各自本币进行即期兑换，并约定在未来以固定的汇率水平重新换回各自本币。显然，2020年3月设立的各国央行货币互换机制，正是出于2007年同样的目的，基于同样的基础的互换机制的继续和延展。只不过，在此次央行互换安排中，美元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深入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到，疫情冲击在国际金融领域产生的综合结果，便是使得全球出现了新的“美元荒”，这使得美国仍然保持了世界救世主的独享地位。仅此一点就说明，此次全球危机，至少在金融领域，相对获益的仍然是美国。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之外的多数国家疫情呈上升势头，中国疫情率先得到控制，但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却略有下降，与此同时，美元却比较坚挺且略有升值。这说明，危机期间，货币的避险价值在凸显。我们知道，所谓避险货币，指的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或者经济前景不明时，对外价值会有所升值的货币。一般认为，低利率、拥有高额海外净资产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成为避险货币的必要条件。对照这三条，美元显然独占鳌头，日元和瑞士法郎紧随其后，其他货币，包括欧元，均不具有避险功能。同样，对照这些条件，人民币也远远不具备避险货币的功能。
央行间货币互换网络的发展值得关注。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始于世纪初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当时格林斯潘执政，立刻启动了货币互换安排，主要是为了解决欧洲流动性不足问题。2008年，次贷危机触发全球金融危机，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再次被祭起，但是，这个协议仍然未把中国包含在内。同时，在贸易领域，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在推进。TPP勾画了一个从美国出发，围绕着太平洋沿岸，最后闭合于美国的贸易网络，但是，名为“环太平洋”，却把中国撇开了。当时我写了一本书《失衡与再平衡》，书里辟有专章分析这个问题。总的感觉是，贸易协定是一个实体经济的环，央行货币互换是一个货币金融的环。这两个环都没有中国的参与，但却紧紧扣在中国脖子上，据此，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针对中国的或者排除中国的新的全球“神圣联盟”正在形成。
这次疫情之后发生的事，再次被我不幸而言中了。从那之后的各种事实告诉我们，主要国家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排挤中国，这次疫情尤为明显。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应当提高警惕了。
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获益颇丰。过去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开放促改革”， 就是说，国内的主要改革成果都是由对外开放促成的。现在我注意到，有些人开始在说要“改革促开放”，整个趋势发生了逆转。但是，动力机制这种逆转，能否像开放促改革那样，使得改革和开放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还须观察。
现在看起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去中国化问题，只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中打出属于中国的一片天下。在盛行丛林规则的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恐怕只能如此。
大家都知道，过去，人民币的地位曾经伴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水涨船高，其巅峰就是进入SDR篮子，但是，大约就是自那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就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了。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主要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展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功能也主要是交易媒介。但是，一方面，我们的贸易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增速会放缓，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领域，对于货币的其他功能，例如资产配置、风险管理、避险等等，需求都在迅速增长。现在看，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虽然还是国际货币的基础，但是，就重要性而言，已经排不到国际货币功能的前排。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国之货币的国际地位若不能提高，或者，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水平若不相称，它的国际地位就会有问题。
举个例子说，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新的全球化。我们在“一带一路”做了很多投资，但大部分投资都是用美元实施的，就是说，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展开的活动，并没有带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相反，如果这些国家过去是美国不太关注的或美元不太投入的地方，亦即属于非美元化地区，那么，中国带着美元去推进“一带一路”，就相当于帮助美国在这些地区搞美元化。这个事情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之，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币和其它货币之间的合作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全球很多国家在推行去中国化的环境下，我们更要扎扎实实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去年，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代表货币当局讲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含义，他指出：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目标就已实现。我觉得这个表述非常实在，而且，它将人民币国际化列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常有眼光。
我以为，要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一，要把人民币在国内的运行机制建好，要让它的运行机制与国际接轨，要让外国投资者感到熟悉，要让他们进得来、出得去，从而愿意越来越多地持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哪些金融产品是外国投资者愿意持有的呢？首先显然是一国的主权债务。道理很简单，一国的主权债务通常都是该国金融市场上风险最低，流动性最高，信誉最好的金融资产。想想我们自己就明白这里的道理：我们持有的所谓美元储备也主要以美国的主权债务为主体。所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发达的主权债务市场。
第二，还是老话，如果对外开放，首先必须对内开放。我们很多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出在内外不一致上。如果我们的市场只是对外国人提供优惠政策，而自己的国民尚不能享受到这些政策，则外国投资者对你的政策就不会相信，或者只是将信将疑，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短期化，有机会就赶快捞一把，不会把这些政策当作一种制度化从事决策。显然，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国内非公经济的公平待遇问题。
总之，我们现在确实遇到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止是新冠肺炎，而是新冠肺炎揭示出来的、本就存在的国际矛盾，特别是去中国化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尤其需要深化改革，团结一致，把中国的事情做好。我们的所有对策都要以推进改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推进改革，我们很难应对这些挑战。
谢谢大家。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谢谢李扬老师，讲的非常深刻，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美国现在讨论的不允许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问题？有些人甚至说中概股要退市。您觉得可能出现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李扬：说实话，我现在趋于悲观。过去几十年，谈及中国经济，我一直非常乐观，最近两年变成了悲观派。如果看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管中国说什么，出什么条件，美国都在按其既定方针步步逼近。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丢掉幻想，准备更坏的情况发生。因此，有些事情，我们宁可多想几步后手，退市也未必没有可能。
谈到资金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是不缺钱的国家，但是，我们一直欠缺有效率的资金组织方式和配置渠道，比如风险投资或者支持高新科技发展的财产组织形式和投资形式。在这里，根本还是在于制度建设跟不上，在于市场不够开放。
(作者：辛继召 编辑：周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