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非遗”贫困县再发现丨贵州贞丰:造物的质朴魅力
锦绣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个公益项目,2012年起通过走访报道等致力于贫困地区“非遗”再发现。以下2篇报道原发于2014年8月13日,记者许伟明贵州贞丰县走访摄影报道。
2014年8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锦绣版
【21世纪经济报道2014.8.13锦绣版·贵州贞丰系列报道之1】
窑上古法制陶, 泥土的生长和蝶变
一
李天益在拉坯
挽澜乡窑上村周边一带产煤,进村的爬坡山道会遇到许多大货车。道路弯曲坎坷,路边的悬崖高深莫测。除了摩托车,进村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越野车。
窑上村海拔约1450米,比县城高了400多米。村子依着山势而建,从高处远望,连绵的梯田种着水稻和玉米,远处的天际线是喀斯特的山头极美的起伏。
除了产煤,窑上村藏有丰富的高岭土。数百年前,有人偶然发现了当地的泥土适合制作陶器。泥土、釉石、煤,一切都是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制陶业就在这儿发展和延续下来。
在相关介绍资料中,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明初,朱元璋军队征战贵州,一名江西士兵逃离军队来到窑上村,后偶然地在当地制作出陶器。不过这一说法缺乏更多的考证,而且有不少陶瓷生产地在讲述其发源故事时,总想和江西景德镇扯上关系。但现实中的窑上村依然独特,在整个挽澜乡乃至全县范围,以制陶为业的,也就仅此一村。
潘龙的制陶作坊是窑上村里最大的。作坊门前约30米处,有一个全村最大的烧陶窑炉。作坊周围的杂草里,码放着已烧制好的陶器。釉色是常见的浅褐色,这是釉石内含铁所致。这种浅褐色极为朴素,清楚地标明了其民用的定位。陶器的底足部分并不上釉,但质地却也不粗糙,显露一种清新的淡黄色。
在潘龙的作坊前,有一个被挖了约一米多深的土坑。我被告知,这个土坑里的泥土就是高岭土——如此“就地”的就地取材。我到来的那天是一个阴天,潘龙正把做好的泥坯扛到室外去阴晾。
潘龙的作坊主要为饭馆生产炊具(“用这个蒸东西,安逸得很。”)他还为酒厂生产上百斤装的酒缸(“用这个来储存酒,味道不会变。”)这些陶器粗放简单,造型质朴实用。
潘龙的弟弟叫潘虎,潘虎的作坊在村子另一头,主要生产个头小一些的坛坛罐罐。一个工人正在制作酸菜坛子,他把事先晾干的一个罐子泥坯搬到车盘上,从身边的泥块里掰下一小块,沾点水,迅速成一个圆环状。然后把圆环套在罐子泥坯上,快速转动车盘,罐子和圆环状的泥土跟着转了起来,师傅的手指巧妙地拿捏那个圆环状的泥土,泥土开始变形,成为坛子的顶部,包括可以盛水密封的小槽。
二
制陶在过去曾是一种全村性的产业,家家户户各在自己的家庭内传承着这门古老的工艺。制陶在窑炉烧制时,总会有接近20%的次品率,这些次品无处可放,就被堆砌成各种墙体、护栏,这些罐子墙于是成为窑上村独特的视觉标识。
窑上的制陶保留着古老的制作方式,一方面,制陶所需的技术相对瓷器而言是很低的,二来,高精的烧制技术需要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这对村民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古老的制陶方式,就这样在窑上村代代相传。
窑上村主要制作民用的陶器,如米缸、酒缸、水缸、酒壶、油壶、茶壶、茶钵、饭碗、菜碟、酒杯,桐油灯盏、茶盘、香炉、茶杯、排水管、大饭钵、烟卤管、花瓶、烟斗、烟咀、泥哨,大菜钵、花盆、菜缸、酒瓶……
潘龙三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了对泥土秘密的探索。作为大哥,潘龙12岁开始入门,现在43岁。这中间的30多年里,他结婚生子,并以制陶来养家糊口,逐渐成为村里的制陶大户。
他的作坊前堆着三种不同颜色的泥土,从肉眼看含沙量都很低。这些泥土放入搅拌机里混合和加水研磨就成为制陶的泥,保持一定湿度,在阴凉处存放一定时间,就能使用,随取随用。
将泥土直接捏成具有优美弧线的器形,是很不容易的。但用转动的车盘来拉坯,会使得制作圆形的、匀称的器形变得简单一些。不过这仍然需要长久的经验和训练。“要7年以上,跟着师傅,天天做,才能成为熟手。”
拉坯的魅力在于,随着车盘的迅速转动,一堆看似松软的泥土会随着手指的挤压和牵引,迅速变成某种器具的形状。泥土被扶立起来,像是向上生长,依靠手的牵引,形成器具的底部和腹部的空间与弧线。手继续牵引,或收或压,泥土极为温顺,按着人的意愿持续生长,终于变成一个令人惊叹的泥坯。只有长久地和泥土接触的匠人才能清楚掌握泥土的属性,知道如何精准地拿捏。在长久的劳作中,这些技艺变成了身体记忆的一部分。
泥坯阴晾几天之后,就能上釉。上釉使用的是当地的“釉籽”。把它加水舂碓之后,能得到一种褐色的粘稠状的釉。将釉浇到已经晾干的泥坯,再等釉也阴干了,就能进入窑炉烧制了。
烧制是制陶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没做好,之前所有的活都白做了。把泥坯装入窑炉,点燃煤火后,潘龙要根据经验去控制温度,温度够高或够低,都会带来更大的失败风险。烧陶的最高温度高达1200多度,整个燃烧过程为7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受到高温的炙烤,泥坯被烧得火红,泥土发生了质变,变得坚硬如石,但也变得像玻璃一样易碎。
为了充分利用燃料,窑上村的窑炉都是依照山的坡度而建,多个窑炉从下往上整体排列,火道互相连通。这样,处于下边的窑炉烧煤之后,热气就往上升腾,沿着相连的通道,穿过上边的窑炉。相比于单个窑炉独立烧制,这种办法更充分地利用了热能——这个方法的原理和用多层笼屉相叠蒸馒头大体相似。在窑炉内的温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开始封炉,封路的顺序为从下往上渐次封上。等到炉温慢慢冷却至常温,再开启窑炉,这时候才能最终知道到底烧制出了什么东西来。
三
在胶制品大举替代陶制品之前,窑上村迎来了制陶的黄金时代。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窑上村700多户人家,超过九成的家庭以烧制陶器为营生。那时候,每天有15辆左右的货车从村里装齐坛坛罐罐,运往村外。
但从2005年起,潘龙开始感觉到市场发生了大的改变。胶制品开始大量取代了陶制品,相比于陶制品,胶制品更轻更薄,而且掉在地上不会摔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窑上村的制陶业,从那以后经历了令人无奈的衰退。现在,全村不足十户在制陶。过去全村每天至少有3个窑炉在烧。现如今,潘龙的窑炉一年下来也只烧四次,而从村里拉出去的运陶车,好几天才发一趟。
窑上村这一制陶业的衰落,最主要是由于制陶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在两年前,潘龙通过制陶,每年还能供3个孩子上学,并且还有近万元的余钱。但后来,3个孩子分别升至大学、高中、初中,给潘龙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还得抓紧干活啊,不抓紧还不够用。”
59岁的李天益,是潘龙从村里请来的工人。李天益说自己15岁能独立完成整套的制陶工序,至今从事这个行业已40多年。他具有丰富的经验:我看到从泥堆中敲下一块泥土,在车盘上拉坯,几下就做成了一个酒罐的底,用料不多也不少。他有3个孩子,但都不搞制陶。潘龙按照计件的方式给李天益发工钱,老李平均一天的收入为100元左右。“就相当于打小工”。
年轻人们早早地就放弃了对制陶祖业的执着——“娃娃都不做了,找不来钱”。在窑上村里,很少能看见年轻人。况且对年轻人而言,学习制陶还有一个长达数年的学习期,这个期间并不赚钱。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看似没有前景的行业投入如此多的时间成本。
此外,相比于打工,制陶也极为辛苦。就算是在结冰的冬天,只要有客户来了订单,都得照样开工。所以潘龙感慨,“冬天就恼火了!”
潘龙没有徒弟,李师傅也没有徒弟。在潘龙看来,等他的孩子们大学毕业之后,还做不做陶已经无所谓了。而对窑上村来说,制陶始终就是一种糊口的行当。无论是潘龙还是李天益,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制陶。
【21世纪经济报道2014.8.13锦绣版·贵州贞丰系列报道之2】
白棉造纸: 深藏山村的古老工艺
上:晒纸,直接贴在墙上即可 下:甘兴义正在抄纸
一
因为出门打工没有工厂愿意接收,69岁的甘兴义留在老家干农活,并兼着造一些土纸。
在贞丰县小屯乡一带,古法造纸曾经甚为流行,尤其是在龙井村,一度是村里最为重要的手工副业。甘兴义就是这个村子的普通村民。
他造的纸叫“构皮纸”,也因为扯开纤维丝如棉花,而被称作“白棉纸”。这种传统工艺,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甘兴义的这门手艺是祖传的。没人说得清楚村子里的造纸历史有多少年了。但用构树皮来造纸,就整个中国而言,是非常古老的。
构树也叫楮树。明朝《天工开物》中《造皮纸》就有了相应的记载。“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其皮更美……”
构树是一种常见的乔木,生长快、繁殖容易,中国从北到南,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等都有分布。重要的是,这种广泛存在的植物的表皮极为柔韧,其纤维非常适合造纸。
中国很多地方的传统造纸,也都以构树皮为原材料,例如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北张村、云南西双版纳、甘肃康县等地,至今都保留着用构树皮造纸的古老工艺。
构树皮经过浸泡后,逐渐软化,然后蒸煮,分离树皮上黑色、质地较硬、不含纤维的表皮。再加入生石灰发热,促进发酵,进行漂洗,手工切碎和碾磨,树皮就神奇的变为棉絮状的纤维。把这些纤维倒入抄纸的池子里,将纤维打散,就能开始抄纸。纤维在抄纸的抄子上沉积,揭下来,一层层叠加,最后就像一块大豆腐。用木板压这块“豆腐”,水分慢慢渗出。等水分不再渗出,便将纸一张张揭下,贴在墙上晾干。这样,造纸的工序就基本完成。
虽然龙井村里也有许多构树,但是龙村的造纸户们自己并不上山砍树取皮。长久的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了粗略的分工,村外有人专门砍树剥皮来卖给村里人。过去村里造纸的人多,构树皮的价格比较高。而现在做的人少了,构树皮的需求下降,价格也降了下来,一斤只有一元多。
许多人家里的房梁上存放着构树皮,它们表皮泛着褐色,干透之后质地干硬,很难想象,在一番加工之后,他们会成为白色的纸张。
二
用构树皮造纸这种工艺在龙井村代代相传,甘兴义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造纸。在农业集体化的年代,造纸是贞丰县小屯乡许多村的产业,村民们依靠造土纸来赚取工分。在农业集体化结束以后,造纸依然是龙井村里最重要的产业。
不过古老的造纸方法也在最近十来年发生了一些改变。原本造纸是用石灰对树皮进行处理,以促进树皮的发酵,但现在人们用碱来替代石灰。原来是用手工做浆,但现在则直接用打浆机。
市场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这种土纸是本地村民所常用的,既能用于包装各种东西,也能用来写毛笔字。但是现在,机器制作的纸张,相对而言更加便宜,看起来也更为雪白和光洁,人们更喜欢用它来书写。塑料制品更是主要的包装物品了。留给这种古老造纸的市场已经非常狭小,只有一些商店才来村里收购,最终只有一些对纸张有特殊需求的人才会用到这种纸。
需求的减少,使供给相应地就下来了。甘兴义的作坊原来有4个抄纸池,但现在他只用其中一个,另外3个则空空空如也,不再使用。
龙井村造纸的规格是长宽都接近50厘米,每一百张纸为一刀。现在每一刀的市场价是30来元。甘兴义在年轻的时候,每天能制作10来刀纸,但现在上了年纪,动作迟缓了,每天最多能做6刀的纸。
算下来,如今他一天能从造纸获得的收入不到200元。除去接近一半的原料成本,他每天的收入不足百元了。收入不高,这就是村里年轻人更愿意出门打工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打工相对而言收入更稳定一些,并且也不至于那么辛苦。
在乡村作坊和城市工业机器的竞争之中,乡村作坊基本是完败的。它的市场被后者的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所抢占,更重要的是,小作坊的生产者们——农村里最为重要的人,也一拨拨地离开农村,进入到城市的工厂里。
去年,甘兴义的右手小指头不慎被机器吞噬,仅留下了小半截。一到冬天,受到冷水的刺激,他的这半截指头会刺疼难忍,这样他又不得不放弃冬天的抄纸。而抄纸原本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的。
现在村里造纸的,除了像甘兴义这样的老人家,还有留在村里看守家庭的人,包括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但造纸一直都被当做副业,人们还是以种植玉米、蓝靛草等为自己的主业。我在村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家里有两个小孩都在读初中。村里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需要照顾孩子,他的妻子平时也在造纸,但利润微薄,仅是补贴家用。他也在考虑过段时间,也到沿海地区打工。
这个山村里的古老的造纸工艺的消失,看起来仅是时间的问题。
沿着山坡而建的窑炉,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煤的热能
【延伸阅读丨贞丰:造物的质朴魅力】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被越来越多样的物品所围绕,也越来越远离物的制造过程。无论是穿着的衣物、家里的家具、常伴的器皿,我们更多的是作为消费者,将物作为商品加以消费。
我们处在工业社会里,物品从机器、流水线里不断被制作出来。看起来,我们似乎更加容易获取物质的满足。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反倒是在物质丰盈的社会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遭到异化。因为,物很少再能承载制作者的情感,更不能将这种情感传递给使用者。机器生产的物,种类繁多,人容易沦为物质的奴隶,但却难从消费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不过在很多偏僻的地区,在机器没有普及的地方,人的双手依然是造物的主要工具。造出的物品虽然不华丽,但却亲切、耐用、平静。在这些地方,造物依然以极为原始质朴和富有魅力的方式,满足了人的实用与情感的需求。
此次,我们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贞丰县走访,这个县的县城正在原来农田里迅速扩张。而在乡村里,农耕生活依旧占据主导,与此相伴的便是静默的手工制作。与此相伴的是,人的情感的延续。但是,这种延续也遇到了危机。 (许伟明)
【关于“锦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
2012年,《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锦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致力于通过对“有着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贫困地区”走访以及传播,发现沉默的文明,传播其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公益价值,以及潜在的商业价值。
2020年,“锦绣·非遗”在全面总结过去八年贫困地区“非遗”走访的同时,继往开来,携手亚洲旅游产业年会,探索“非遗”传承的新路径。
·活动构成
3-11月 「锦绣·非遗」系列走访及专题报道
3-11月「锦绣·非遗」智能报/网上博物馆
9月/12月「锦绣·非遗」主题论坛等线下活动
(主题论坛/致敬仪式/非遗产品展/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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