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自述:为何戴上“红帽子”?挂靠央企后,融资成本至少降3-4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李玉敏2020-06-20 07:00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中科建”)危机爆发,风险处置推进中却发现诸多分、子公司“各自为政”,中科建对部分分、子公司不具有任何控制力,甚至不掌握个别分、子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内部人自曝,2014年至2018年,短短的四年多时间,中科建旗下的子公司从7家增加到405家,其中不乏大量“挂靠”企业。

民企“挂靠”央企,摇身一变成了央企的子公司,在招投标、融资等方面享受诸多便利,因此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业内称这种现象为戴“红帽子”。

为何民企热衷戴“红帽子”?东南部某企业主王先生(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融资成本至少低3-4个百分点,而且很多时候还不是成本的高低,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融资成本明显降低

王先生表示,大约在2013年,其控制的企业想要竞标一个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BT项目,但是政府方面希望建设方是国资,于是王先生就考虑挂靠一家央企,产权名义上变身为国企。

王先生通过中间人,找到了中科建有关领导,经过协商和接触,该领导同意王先生的企业挂靠在中科建旗下。

王先生称,一般实力强、管理规范的大型央企很难挂靠上,理想的挂靠主体就是协会、高校等成立的,规模还比较小的央企。因为这类央企本身管理也比较灵活,自身也有利用挂靠企业获得项目,做大做强的需求。

据王先生介绍,此前他曾找过其他两三家央企都谈过,但是没有成功,有的是因为对方“不缺项目,担心风险不可控”。

而短期内想做大做强的中科建则和王先生等民营企业主的需求一拍即合。

他表示,“中科建方面的底线就是中科建不能受到损失,不管是实际损失还是名誉上的损失。于是我们签了个协议,我每年交融资额的1%作为管理费,公司名义的股东变为中科建,实际的注册资金我来出,公司的运营管理也是我自己负责,出了风险自担。”

一系列操作后,王先生的企业变为了中科建的子公司。王先生也担心,自己的企业股东变更后就被挂靠的央企“吃了”。于是,便以中科建的名义成立一个项目公司,由他本人担任项目公司总经理,项目公司的证照、印章、财务等都控制在他自己手里。

尽管监管和金融机构一再表示对民企、国企一视同仁,实际还是有差距。王先生表示,戴上“红帽子”后,感觉到的变化就是国企不仅更容易得到项目资源,融资方面也更加便利。

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民企借一个亿都很难,国企的融资相对比较容易。挂靠到中科建以后,我们一般借三个亿都很轻松。而且融资的成本也有3-4个百分点的差别”。

据王先生介绍,他此前的融资成本至少15%,因为从银行很难融到资,一般只能找信托、租赁等其他非银金融机构融资。而挂靠完后,融资成本从15%下降到11%,再到后来的9%。随着业务能力增强,规模逐步增加,融资成本也在下行。

他说:“不要小看几个点的差别,10亿资金用两年,如果是15%的利息的话,3个亿财务成本就得花出去。”

“挂靠”中的博弈和风险

王先生也表示,一方面借着央企名头,企业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双方都面临诸多风险。

以中科建为例。他表示,挂靠后逐步发现了这家公司的管理混乱。法定代表人又委托总经理为代理人,总经理可代理法定代表人处理对外融资、借款、担保、工商年检、购销、合作、联营等行为,授权其以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署文件。

其次,王先生也发现,中科建资金链较为紧张,总是以“救急”的名义要求挂靠的分、子公司给予资金支持,或者获得的融资部分被中科建使用,而实际借款的分、子公司需要自己承担利息。此外就是,遇到债务危机爆发,如果挂靠企业和被挂靠的央企,没及时切割干净,可能面临被拖累的风险。

当然,站在被挂靠企业的角度,风险也不小。很多挂靠的分、子公司业务管理粗放,盲目融资举债,还有的金融机构要求母公司进行担保,挂靠企业发生风险也同样会连累到母公司或者总部。

王先生表示,因为涉及到股东资质以及资金往来等,企业的正常经营需要被挂靠的央企诸多配合,磨合不畅这个过程会被设置各种障碍。“财务、管证照的工作人员都需要打点才行。有的企业负责人表面很和善,有求必应,实际城府很深。比如说找他签字,他都签,但是他会签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签字有的可能办事人员给盖章,有的就盖不到。因为不同的字体代表不同的意思,办事人员都知道。”

红帽子企业股权纠纷不断

“红帽子”企业,就是名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它是由私人投资经营,而以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名义注册登记,或者挂靠在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之下的企业。这本属于历史的产物,但近年来,民企较大范围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事件,金融机构对国企的信仰加强,民企挂靠国企,顶着国企的帽子融资的情况有所增加。

不过,挂靠这一灰色操作,好比一个隐形“炸弹”,其中的风险不容小觑。特别是民企发展壮大后,想摘掉帽子时,最容易与名义股东方产生纠纷,引爆“炸弹”。有的“炸弹”不仅将企业“炸毁”,也会“炸毁”企业家,曾有红帽子企业摘帽过程中,企业家被以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投入监狱的消息见诸报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多份判决书显示,目前由于挂靠等行为造成的产权纠纷已发生多起。

比如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十六冶北海公司、黄某就因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发生了纠纷。黄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为十六冶北海房地产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十六冶北海公司等协助办理变更出资人的工商登记。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黄某以整体承包十六冶北海房地产公司的方式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黄某负责;十六冶北海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授权黄某全权代理行使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利,并将营业执照、企业法定代表人证书、公章、私章等交黄某执掌。因此,认定十六冶北海公司仅是名义出资人,黄某才是实际出资人的事实,支持了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后十六冶北海公司不服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也曾撰文称,在经济生活实践中,源于“挂靠经营”、“股权代持”和“名股实债”等名义股权登记问题所引发的权益归属纠纷也不在少数。进入本世纪以来,受政策预期、市场准入、资源配置、经营许可、融资门槛等因素影响,挂靠经营与“红帽子企业”现象有所反弹,集中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物资进出口贸易、社会服务业等领域。

中科建700亿债务迷局:内部人自曝400多家子公司存在大量挂靠

(作者:李玉敏 编辑:周鹏峰)

李玉敏

资深记者

专注于深度调查和金融风险领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