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逐步演变为1%的国家。如果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
美式资本主义病了，失败的不仅是经济，还有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他的新书《美国真相》中警告，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即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最顶层的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所操纵。自2000年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其严峻形势已经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
7月3日，斯蒂格利茨在该书的线上发布会上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满是穷人的富国，一个巨大的鸿沟正横亘在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如今，美国顶层社会的大多数财富都源于某种程度的剥削，比如，由市场势力造成的垄断，将财富从金字塔底部抽走，转移到了顶部。
他在书中写道，在过去40年，美国前1%的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倍以上，而最顶层的0.1%的人所占的份额增加了4倍左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甚至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最富有的1%的人坐拥全美40%以上的财富，几乎是其收入份额的2倍以上。
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化、金融化和新技术的发展方式让许多“工人”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而它们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决定的。随着2017年税收法案的出台，再加上美国政府对放松管制的狂热追求，美国的经济前景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不确定。
对于如何解决美国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必须发挥有效的作用，制定一套正确的政策，如管制政策、投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就管制政策而言，由于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政府需要加强环保方面的立法；就投资政策而言，由于企业都喜欢通过垄断增加利润，政府有必要限制垄断的权力。
此外，斯蒂格利茨指出，政府在经济萧条中最该做的就是确保就业，确保社会中每个有意愿工作的人能找到工作。美国通过了《完全就业法案》，这是国家对确保人人就业的一项承诺。但遗憾的是，自1948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无法兑现这项承诺。
“如果财政工具、货币工具都不起作用，如果市场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应挺身而出。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就成立了平民保育团，建立了WPA公共事业振兴署，直到现在，这些项目的遗产仍惠及每个美国人，他们修建了道路、水坝、自来水厂。”
对于斯蒂格利茨开出来的“药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发布会上说，虽然这些建议非常到位，但被美国政府接受的可能性非常低。“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被1%的人绑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人一票’，但实际上就像这本书所讲的，是‘一美元一票’。”
由于美国的政治被1%的权贵阶层所绑架，林毅夫预测，美国国内的很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如贫困差距、产业空心化、中产阶层不断缩小等，让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民粹主义持续抬头。而政客会利用民众的不满，为自己争取选票，但上台之后还是为权贵阶层服务，并不会去解决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指出，眼下正是美国改革的重要时机，但如果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如果缺乏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来抵消以金钱为中心的政治力量，一切针对经济的改革措施都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在对经济实行改革之前，美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
林毅夫眼中的斯蒂格利茨
“我觉得，他（斯蒂格利茨）特别像中国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相信，理论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林毅夫说，“他希望用他的知识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先后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在1997年至1999年，林毅夫是在2008年至2012年。林毅夫说，斯蒂格利茨对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前任”，“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是他的“私塾弟子”。
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理论的启发下，林毅夫在做以中国农村改革为题的博士论文期间研究了工分制度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后来，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林毅夫又发表了多篇论文，就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对市场交易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制度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更是不对称的，这会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对称信息由此成为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对经济学的各分支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9年，36岁的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拿到克拉克奖的人是最有资格拿到诺贝尔奖的，因此，大家知道他早晚一定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更难能可贵的是，斯蒂格利茨并不满足于学术造诣，不愿意只待在书斋里。1993年至1997年，他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参与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1997年至1999年，他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通过这些工作，斯蒂格利茨将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了政策制定中。
在林毅夫眼中，斯蒂格利茨是一位“特别有道德勇气”的经济学家。举例来讲，在1997-1998的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在按照新自由主义给东亚国家开药方，但斯蒂格利茨站出来公开对此表示反对，他赞扬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但因此被迫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下台。
不过，林毅夫说，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事后得到了认可。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欧盟政府都基本依照他的观点采取了行动，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于2010年正式采纳了他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资本账户管理，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账户自由化。
另外，林毅夫说，近年来，尽管美国大行唱衰中国经济之风，斯蒂格利茨却高度赞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绩。在《美国真相》中，斯蒂格利茨说，“40年前，当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长得如此迅速。”
斯蒂格利茨还在书中说，“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被证明十分稳健。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这个国家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得多。尽管目前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欧洲的3倍以上，是美国的2倍。事实证明，中国取得的成果及其规模庞大的对外援助计划，吸引了许多正在考虑为自己选择经济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推行进步的资本主义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尽管市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基础研发不足这样的问题。
以基础研发领域为例，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是基于对DNA的认识，其相关基础研发却是政府赞助的。我们今天能通过ZOOM在互联网交流，而互联网诞生的基础是政府的研发投入，其规模远大于私人部门可承受的。私人公司真正擅长的是研发的最后一英里，他们开发新产品，把产品带进人们的生活，可他们对基础研发并不感冒。”
另外，当信息不对称，某些关键市场缺失（如针对失业等有重大风险的意外保险），或者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市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所学的市场经济学的前提都是竞争理论，但美国可没有什么竞争经济，几乎每个产业都只有一两家，最多三家公司主导。当市场集中度如此之高时，市场就不再有效而富有活力了。”
“我们所学的经济学还会说市场有效的前提是信息透明，但确凿无疑的是，信息并不透明，公司会把自己的信息当秘密藏起来，Facebook不会告诉你，它向谁精准投放了广告，又向谁推送了假消息，你甚至找不到信息透明的市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信息都去哪儿了。”
“市场有自身的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政府就有责任进行干预，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Progressive Capitalism)’。”斯蒂格利茨说，“它远胜于我们在过去40年间所倡导的那套新自由主义教条，或者涓滴经济学等理论。这些理念认为市场能够自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用这套理念做了一场半个世纪的实验，但现在我们可以说这场实验失败了。”
斯蒂格利茨强调，在扭曲的市场经济中，他所提到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整整偏离了40年之后对经济学的回归，它不同于病态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剥削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的资本主义。
在一直积极主张有为政府的林毅夫看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完全是基于误解。有些人把美国经济当成了理想中的经济，认为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才是理想的经济。但实际上，在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20世纪40-70年代，政府实际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很多干预，使得财富能向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进行二次分配，并帮助美国企业进行创新，扩大它们的市场价值。
“1991年，当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它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了新自由主义并付诸实施，但结果经济崩溃了。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曾经存在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收入差距拉大等，也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问题比中国还严重。”林毅夫说。
今年美国将迎来大选。斯蒂格利茨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经济政策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称他背叛了那些他承诺要帮助的人，比如给亿万富翁减税却对大多数中产阶级加税，还试图把经济问题转为身份认同问题。“现在来看，国家前进的方向并不是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方向。”
“就2020年大选而言，特朗普似乎会迎来惨败。拜登的纲领议程还比较正面，他强调根除腐败，重塑政府形象，但最主要的是，提到了我所说的进步的政策议程。”斯蒂格利茨说。
尽管制度不同，但中美必须合作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断言：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然而近三十年来，世界历史和政治的发展轨迹却大相径庭。
对此，斯蒂格利茨说，“今天，大家最大的共识可能是，我们不会选择相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我们会保留彼此间巨大的差异，而这为我们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基础。”
他在书中说，“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是，不同的国家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经济体系，而这反映了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实现有企业强权和人与人之间待遇不平等问题的美式资本主义。”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两国的政治制度有天壤之别，但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疾病肆虐、恐怖主义等，因此，中美有必要在广阔的领域开展合作。
“如果你上了艘要沉的船，看到了一只救生艇，可救生艇上有个你特别讨厌的人，你应该不会因此就弃艇投水，你必须和那个人同舟共济，因为你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要解决共同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说，中美没有必要事事都达成共识，但两国必须要在重大问题上协作，了解彼此的底线，共同制定规则。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说，“人们亟需认识到，即使有着明显不同的经济制度，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广泛的商业合作机会。国际社会需要建立一系列以法律法规形式存在的最低限度的经贸规则，就如同最基本的交通规则一般。美国不应该强迫其他国家采用美国的监管体系，而其他国家也同样不能强迫美国接受他国的监管规则。如果能有一套全球性的、多边的且被所有国家承认的规章制度，无论是对美国还是整个世界来说都再好不过了。”
在林毅夫看来，美国当前对中国的敌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希望维持自己的霸权，不希望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被挑战。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对日本实行过相似的打压政策，更早之前对德国等国也是一样。
“日本拥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体制，就像美国一样，实际上战后日本的宪法就是由美国制定的，所以1980年代的日本和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美国仍然对日本实行了类似的打压政策。”林毅夫说。
除此之外，林毅夫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还源自美国信心的丧失。面对国内繁杂的问题，美国政客为了煽动民意、赢得选举，就总是在找容易被选民理解的替罪羊。
“如果美国没有信心，就不能够真正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然会像过去几年那样不断找中国作为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利用它的科技霸权、军事霸权来抑制中国的发展。”林毅夫说。
（作者：郑青亭 编辑：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