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圈”合作。
7月14日，深圳本地官方媒体《深圳特区报》联合《深圳商报》出品的“深政观察”微信公众号，刊文探讨“深圳扩容”问题。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自6月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至少有3座城市提出了与深圳共建“合作区”的规划或设想。
先是在珠海两会上，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了“深珠合作示范区”的谋划；之后不久，广东省发改委在官网上肯定了来自中山的省人大代表关于“深中跨江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议，表示将对深中两市的融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紧接着7月初，惠州提出将48平方公里的秋月湖生态智慧城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旨在争创“深惠协同发展试验区”。
上述“深政观察”的刊文指出，这些新概念、大动作撩拨着外界关于深圳扩容的讨论和猜测。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性扩容，对深圳来说是不现实的，而基于市场要素流动的“圈”里“圈”外的互动合作，将深圳的功能性扩容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放在这一判断下，如何理解珠海、中山和惠州这三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争相与深圳共建“合作区”？
如何建合作区
时间再往前追溯，4月底，深圳市发改委发布《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其中提出，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
广东省随后不久对外公布《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点名了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
放在都市圈的语境下，或许更容易理解上述合作区——如果理顺了合作区背后的建设、管理、利益分享等机制，无疑会大大减少都市圈发展的阻碍。
国家发改委2019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就强调，加快构建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机制；鼓励建立联合招商、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
深汕特别合作区称得上是区域间“飞地”合作范本，它的机制探索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合作区由深圳、汕尾两市共管共建；随后，经济建设归深圳，社会建设归汕尾；现在，深圳全面主导，GDP全纳入深圳，利益分成暂时归合作区，以后再作研究。
深圳全面主导让深汕特别合作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19年，合作区GDP增长了23.1%。
另一种常见的区域合作方式则是“共建共治共享”。“深中跨江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议的提出者、中山市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士伦指出，在中山东部临深片区划出一定区域，规划建设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深中跨江融合发展示范区。
广东省发改委在对此建议的回复中提出，以产业合作为先导，进一步提升两市合作层级和创新合作机制。
惠州则在关于秋月湖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安排中指出，整合现有园区资源，有针对性设置打造深惠产业合作示范区，打造临深产业合作平台。
有深圳区域研究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深圳而言，确实有产业溢出的客观需求，这是共建合作区的基础。但从合作机制来看，无论是管理机构的成立，还是建设运营成本的分担，以及获利分成的安排等，都需要落地性更强的统筹设计，真正调动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珠江西岸腾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惠州之外，珠海和中山原本在深圳都市圈（辐射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的范围之外。“破圈”合作，无论是对于深圳，还是对于珠海、中山，乃至珠江西岸以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有何意义？
从经济体量的对比来看，2019年，位处珠江东岸的深莞惠三市的GDP总和突破了4万亿，相比之下，珠江西岸的珠中江三市GDP总和仅为0.97万亿，并且，三地的GDP接近，缺乏真正的核心城市。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郑宇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提高珠江西岸地区发展水平，促进东西两岸协同发展”。东西两岸合作是大势所趋，无论是从大湾区，再到深圳以及珠江西岸各市，应该说各方对此都有共识。
站在深圳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心城市之一，它既要发挥“增强核心引擎功能”的作用，同时，深圳也有着急迫的需求拓展腹地。
郑宇劼表示，珠江西岸有着链接北部湾、西江流域和澳门的优势。而从产业方面来看，深圳在研发、设计以及初创企业等方面有优势，西岸城市的强项则在于产业基础、大型制造空间以及珠海的科教资源等，双方形成有效对接。
交通的连接正在为东西两岸合作的加速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其中，深中通道有望提前至2023年建成通车，届时珠江东西两岸一桥直通，深圳至中山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半小时；珠海则正在谋划携手深圳推进伶仃洋通道（即深珠通道）建设，规划为公铁两用通道，建成后，深圳前海与珠海将有望实现30分钟通达。
伴随着珠江东西两岸的交通、产业交融，无论是深圳都市圈，还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亦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都将迎来另一番想象空间。
（作者：王帆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