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线城市生育率盘点:东莞出生率最高,这2城率先迈向人口低增长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2020-07-17

同为新一线城市,哪些城市的人口出生率高企,哪些却迈向“低生育”?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了2019年统计公报的数据,15个新一线城市中,除成都和青岛尚未公布生育率之外,其余城市均公布了2019年的相关数据。

2019年,有4个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不足10‰,分别为天津、沈阳、南京和苏州(苏州为户籍人口,其余未标明的为常住人口)。

从出生率上看,天津以6.73‰的数据垫底。但人口自然增长上看,压力最大的是沈阳,这是由于该市的老龄化严重。

这些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能提升吗?    

生育率差距明显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东莞年末全市户籍人口251.06万人。全年出生人口4.03万人,出生率为16.69‰;死亡人口1.06万人,死亡率为4.3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31‰。

这一数据尽管为户籍人口数据,但是东莞在新一线城市中最“能生”,似乎并不需要怀疑。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9年,东莞的户籍人口增长达25%,四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3.92‰、22.22‰、18.35‰和16.69‰,一直保持高位。

有公布户籍人口出生率的武汉、苏州和长沙,2019年,户籍人口出生率为12.8‰、8.68‰和12.43‰,和东莞的差距明显。

这与东莞年轻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2019年,东莞的新闻报道显示,当地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4岁。

然而,有出生率高企的城市,也有出生率较低的城市。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天津、苏州(户籍人口)、南京和沈阳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跌穿10‰。

其中,天津更是以6.73‰的人口出生率,排名新一线城市垫底的位置。

为何天津的出生率较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了从2013年以来,天津的人口出生率,发现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其中,2015年5.84‰的人口出生率,更是创下了这几年来的最低点。2013年以来,天津最高的人口出生率也不超过8.5‰,2016年以来更是不超过8‰。

天津是在全国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从2001年至2006年,全市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在8‰以下。计划生育工作完成较好,城镇化较快完成,加上生活成本不低,天津的生育率一直保持低水平。根据美世(MERCER)发布的2019年度城市生活成本世界排名,在全球209个城市大都会中,天津排名第32位。

另一个上榜生活成本排名的沈阳,2019年排在第45位,出生率也一直保持低水平,2013年以来从未超过10‰。

根据榜单,上榜2019年度城市生活成本世界排名,并排在前50名的新一线城市还包括南京、成都和青岛。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来看,2019年天津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404元,增长7.3%。沈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86元,比上年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24元,增长9.6%。

南京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630元,增长8.9%。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878元,比上年增长8.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57元,增长10.0%。青岛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452元,增长8.2%。

从数据上看,同为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天津和沈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增幅更慢。相对生活成本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两地的生育率。

放开落户影响几何?

值得注意的是,从人口自然增长率上看,天津和沈阳也已经率先迈向了低增长。

2019年,公布了数据的13个新一线城市中,自然增长率不超过2‰的城市,只有天津和沈阳两个。

其中,沈阳为0.04‰,天津为1.43‰。其余的城市中,比较低的还有重庆和苏州,分别为2.91‰、2.37‰。

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自然增长率较高:自然增长率在6‰到8‰的城市分别为杭州、武汉(户籍人口)和西安。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为合肥、佛山和东莞(户籍人口),达到8.27‰、8.56‰和12.3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一线城市在自然增长率上已经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差距,在这背后,既有不同城市年龄结构的影响,也有人口流动、生育习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比如,新一线城市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东莞和佛山,其所在的广东省,由于长期是人口流入地,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高速,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沈阳及其所在的辽宁省,则饱受人口老龄化、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流出压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沈阳是东北的一个典型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外流相对较多,而且不仅仅是低学历的人口,很多本科学历的人口也在外流。

他指出,目前来看,这种循环很难打破。首先是老龄化程度较深,加上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吸引力在下降,年轻人口外流。其次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好,基本是独生子女,全面二孩政策对这个地方影响相对比较小。然后年轻人口的外流,又明显的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年轻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天津的情况与沈阳并不完全一致,该地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低水平,但是死亡率也较低,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

为此,这些城市也在想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比如,今年4月,沈阳发布关于《全面取消人才落户限制进一步放开落户政策的补充意见》,提出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及以上在校生和毕业生(含往届);取得国家认可的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在沈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人员;在沈阳市缴纳职工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等,均可以在沈阳落户。

天津则在2019年统计公报中提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累计引进各类人才24.8万人,其中资格型、技能型人才分别为4.8万人和6.4万人。

陆杰华认为,以沈阳为例,户籍的放开对周边地区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和一线城市以及其他新一线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就业环境和宜居程度方面仍有差异。即使15个新一线城市全部放开落户,每个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是会有较大差异。

(作者:陈洁,实习生康婉莹 编辑:耿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