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提交提案建议，将民间借贷保护利率上限从24%降低至年利率12%-15%之间。
但在昨天之前，这都只是一个并不足以让从业机构提高警惕的号召。金融行业仍然保持着年利率24%以内绝对安全、年利率超过36%才触碰红线的共识，而大部分消费金融从业机构，都活在24%-36%的灰色地带，也算得上滋润。
直到昨天，民间借贷利率的红线之争，再落下一枚重磅炸弹。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郑学林透露，目前，最高法正在开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调整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次，跟之前一些地方监管对当地消费金融从业机构的窗口指导意义大有不同，《意见》的发布，无疑从更高更广的位置，去打破从业机构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合规天平。
对很多借贷市场玩家来说，危机，会在新的红线划出的一瞬间来临。
分割命运的红线
眼下来看，把利率红线从36%往下调几乎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对零售信贷市场上的非银玩家来说是个冲击力巨大的消息，包括小贷、消费金融公司，甚至部分中小银行，都将面临个贷业务的重大调整。
在头部消金公司捷信顶着领跑压力，一季度净利润仍然同比下滑近90%的情况下，毫不夸张地说，现在70%的非银消费贷从业机构都在生存线上挣扎，大多数消金公司今年的一致目标几乎都是：保住现有规模，以及不要亏损太多。
今年以来，经济下行是不争的事实，个贷行业的风险不断走高也是事实。一季度以来，虽然各大金融机构的利润表尚且可看，但拨备数据的调整却预示了未来一两个季度内的风险损失必然不乐观。
如果把民间借贷年利率的红线往下压，放贷机构将面临进一步的业务收缩和成本上升。
有从业者认为，以目前我国的借款人平均质量来说，做15%以内无抵押无担保的信贷产品，那么真正符合信审条件的客户数量将被过滤85%到90%左右。
虽然利率红线可能会下降，但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次调整后民间借贷年利率上限不会低于18%，而最终将24%作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可能性更大。
否则大多数非银放贷机构将会因为无法承受运营和风险成本而亏损或者退出市场，反而导致小微和个人用户融资渠道缺乏，倒逼地下借贷市场的繁荣。
一位头部互金平台业务负责人认为，考虑到目前资金成本、风险成本、人工成本、运营支出等综合成本，民间借贷利率红线降至18%以下的实操性不强。如果是为了解决小微信贷融资难、融资贵，也可以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经验，给予小微企业包括税收等在内的政策支持。
实际上，合理的下调利率红线，对借贷行业来说也可能是一次恰到好处的“利润厚度”挤压。
因为的确有不少金融机构在目前灰色地带的空间下保持了贷款利润最大化的定价方案，并不是真正的“精准定价”，而是针对凡是能通过贷款审核的客户，即便定价24%就能盈利了，这些机构也一律利用担保费、手续费、咨询费等其他手段把费用收到综合年化费率36%——
这里面又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来利润最大化的定价才符合商业化的基本逐利原则，二来借贷客户总是倾向于先偿还费用高企的贷款产品，倒逼金融机构在定价上不断触顶。
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一些头部互金公司分别做年利率36%和24%的贷款业务时，从风险表现上来看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这两个定价服务背后的客群居然并没有太大差异。
由此可见，下调利率红线，可以挤压某些金融机构过于丰厚的利润空间，让利于民，真正承担起“普惠”的使命。
所以，对监管层来说，把握这条红线的度，真的需要太多智慧。对金融机构来说，真正理解“金融”的本质，在利润面前摆正心态，才能做对生死攸关的重要决策。
谁会成为中国版的「武富士」
一位持牌消金人士透露，实际上这次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下调从去年底开始就有风声，受疫情因素影响现在才发布消息。
所以，不管有没有疫情，中国民间借贷利率红线的下调，都是贷款从业机构必须面临的一场大考。
有意思的是，对照国外经历了足够长风险周期的消费贷发展案例，消费贷行业跨越无序发展和暴利时期都是历史必经之路。
在日本70多年的消费贷发展历程中，巅峰时期，日本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武富士登陆东京证券交易所，余额规模一度超过210亿美金，年收入也达到数十亿美金，一时风光无限。
日本消费信贷行业也在高速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大核心问题：利率高企、过度借贷、不当催收。而监管在1950年至今，通过发布多个监管政策文件将日本贷金业的利率红线逐步从109%压降到20%及以下。
监管一步步踩下刹车，意味着不肯认真服从行业、回归理性的从业机构，必然要翻车。
后来，日本陆续出台的《利息限制法》、《出资法》、《贷金业规制法》、《地下金融对策法》，逐步压降贷款利率、禁止过度借贷、不当催收，叫停无牌经营。这在我国最近十年出台的包括175号文、141号文、最新的互联网贷款新规等对消费金融影响重大的相关监管文件中，都有迹可循。
到2006年日本《贷金业法》修正案出台，不但将所有消费金融公司年利率限制在20%以内，2010年全面实施的《利息限制法》还规定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及允许借款人向消费金融公司索要此前贷款中利息超过20%部分——这一规定过滤了已经过度负债的大量中低收入人群，当地消费信贷规模急剧收缩，又因为前期利率狂奔后无力退还数百亿美元的超额利息，这几乎成了日本消费金融“一哥”武富士倒闭的导火索。
虽然环境和国情并不完全相同，但从消费信贷行业演变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今天国内消费金融业务的领头羊扪心自问，有多少是嘴上喊着克制授信和普惠金融的口号，脚步还停留在对监管利率红线阳奉阴违、对次级贷款人群过度授信和利益的收割当中无法自拔？
借款客户真的有那么多合理的借贷需求吗？金融机构又只能靠高利率覆盖高风险和跑马圈地那一套模式才能生存吗？
但今天不少消费金融从业机构面对疫情冲击尚且吃力，不用说年利率降到18%，一旦将利率红线卡在24%，有多少消费金融从业机构的存量业务，要被过滤掉超过60%？又有多少金融机构在缩表压力下暴露风险、不堪成本重负而出局？
多位持牌消金人士坦言，今年上半年为止，多家消金公司的利润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营收下滑和亏损——捷信一季度的表现，其实还算好的。毕竟今年一季度的放款要等到三季度结束，才能充分暴露风险吃掉利润。
狂欢之下，行业迷失了太久。但金融本身就是个需要专业能力且肩负重任的行业，回归理性的市场、告别暴利的狂欢、合规化服务都是大势所趋。
现实是，现在还没有奋力打磨好精细化运营、精准营销、金融科技、风险防控等专业能力的非银金融机构，在合规化进程的监管风暴中，真的抗不过一年半载。
这场利率红线之争，真正的重点在于警醒消费信贷行业理性的回归，告别粗放的运营模式，告别快钱。以史为镜，这根利率红线，也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红线。
再不回头，今天站在行业巅峰的任何一家消费金融巨头，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版的「武富士」。
（作者：新流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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