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重庆市和四川省已分别召开全会，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了部署。两地的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但有些问题也对建成“第四极”造成阻碍，比如两地产业的同质化问题。对这一问题，两地的领导已有所认识。
在此次疫情后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四川怎么看待成渝地区产业同质化的问题，又应该怎么来解决同质化的问题？以下是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贾康院长的采访问答。
1、过去，成渝地区，尤其是成都与重庆两地一直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因为竞争，使得成渝两地有了各自的产业基础，有了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循环的资格，但也因为竞争，给双方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比如2003年开始酝酿的成渝经济区规划，直到2011年才获批，远远落后于很多后起的经济区。如何辩证看待成渝两地的竞争关系？
贾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的竞争是有可取之处的。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实现了高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之间争先恐后的竞争和其中比较优势的发挥，这让中国的经济在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竞争也是经济提升质量转型升级的催化剂。我的基本看法是，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来说，有竞争又有互动中的合作，是一个四川和重庆最值得争取的局面。处理得好，使竞争控制在一个良性的状态，将会成为成渝地区超常规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没有了竞争，容易滋生惰性，发展反而很可能不如人意，雄心壮志甚至会落空。四川和重庆两大省级行政区，应当承认这样一个竞争的格局中，尽管会有一些对发展的不同理解和取向，也会产生一些不愉快，但可以通过理性的协调和妥协，争取形成两地更多的良性互动，寻求竞争中互补、互促的最优组合，实现共同发展。在管理和技术层面，应当在最大范围内动员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为成渝地区的发展建言献策，做好规划与相关政策的定制化设计。
2、产业是经济之本，针对于成渝地区的成熟产业，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应如何做好分工？围绕这些产业，两地要做好协同配套，填平补齐产业链短板，打造强大的产业集群，有哪些方法？
贾康：四川与重庆具有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也已经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产业基础，但同处一个城市圈（城市群）两地的产业也有重合甚至现在被称为是“同质化”的倾向。我认为，两地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依靠企业之间的互动，推动两地产业积聚成群，实现生态群落式的互补和融合，形成一种更综合的产业链关系，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有积极升级发展的内在动因，以避免低水平的同质化，但不排除高水平协调的经济一体化。这可与跨国公司作个类比：在主权分明的国家之间，通过投资与合作，也能实现生产要素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充分流动，并带动了相关产业链条上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四川和重庆较为成熟的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业，还是其他产业，两地都不可能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将产业所需的所有要素作“一网打尽”式组织与控制，都有必要借助外力，于辖区发展中既往外看，“走出去”，又欢迎它地的市场主体与企业“走进来”。因此四川的企业，完全可以积极探索，将重庆等地的企业和产品纳入自己的上下游供应链之中，寻找伙伴式共同发展、共赢发展的机会。
3、在共建“第四极”的过程中，政府应如何引导，才能实现产业的分工发展，避免同质化加剧？
贾康：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两地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双方的信息沟通，就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优化的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交流，相互启发。只有在较充分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较好地求同存异，找到可以重点促进合作的产业与领域。对于发展过程中的分歧和不同意见，可以先放到一边，淡化处理。同时，一定要放弃政府包打一切的观念，更多依靠企业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在复杂的信息传导过程中找到机遇。可以借鉴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形式，让企业在勇于创新的实践中先行先试。假以时日，成渝地区说不到一块去的问题，会越来越少，旨在建设第四极可以商量合作的领域，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多。分工合作，同质化并非绝对不好，如是市场力量使然，可以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4、成都和重庆主城九区的GDP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和8200亿元，而处于成渝城市群中间地带的德阳、绵阳、遂宁、广安、大足、合川、潼南，其中GDP最高地区刚刚突破2000亿元，上述城市GDP合计仅8596亿元，成渝地区的“中部塌陷”问题非常明显。客观上，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时序性造成的。两地应如何协同，来推动两地资源、产业进一步优化，帮助该地区加速发展？
贾康：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的。“中部塌陷”是问题，也是机遇。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发展高地，成渝中部地区一般就只能寻求常规发展，但有了两个高地的带动，中部地区反而可以同时和成都、重庆形成更紧密的互动，充分把握产业发展中的需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成为成渝两地产业链上或产业集群中不可替代的一环。举个可借鉴的例子：比如，过去京津之间的廊坊，也曾面临过“中部塌陷”的压力困境，但随着京津两地的高速发展，廊坊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凸显，抓住机遇，其产业结构、生产生活的硬件软件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这样的机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比比皆是。只要高地继续发展，必然带动“塌陷”的“洼地”，差异虽然会长期存在，但差距是可以逐渐缩小的。（廊坊的管理部门曾总结初步经验：跟着京津两个高地的发展乘势而上，廊坊可以着重于为两地服务、拾遗补缺，由此加快“原始积累”并对接有本地定制化方案特点的升级发展，同时也积极地融入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在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5、成渝地区目前是否具备一体化发展的条件？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过程中，对于行政地域区隔、条块分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壁垒，应如何破除？您如何评价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探索？又应该如何看待区域一体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产业同质化、城市同城化、要素分布均匀化等现象？
贾康：国家已提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那么在西部，成渝地区能不能凭借自身特色和多年的积累，崛起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成渝作为联通中国和亚欧大陆的腹地和广大市场的重要节点，要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巨大潜力，四川和重庆都应立雄心壮志，积极行动。目前来看，成渝一体化是一个远景的规划，存在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值得四川和重庆加倍努力。
所谓区域一体化，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不同行政区域的划分所带来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所追求的，是要解放生产力，让一切经济要素充分自由流动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相较于“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这个提法，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表述为在跨行政区域视野下更好地推动和实施要素的优化组合及合理流动。行政权力应当尽可能给经济要素留出跨行政区划自主流动、充分流动的弹性空间，鼓励市场主体的试错创新，才能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一切智慧，激发创新创业的潜力与活力。反过来，这也会让我们行政区管理的政绩上更有成效。在这个过程中，要正确看待产业同质化、城市同城化、要素分布均匀化的问题。不管是同质化还是差异化，只要是公平竞争中市场作用带来的，我们就不必着急排斥或者否定，而是应当宽容审慎、客观理性地观察这个过程。也有个可借鉴的例子：比如，浙江萧山过去是省直管县，但其产业和发展和紧邻的省会城市杭州日益发展出非常紧密的联系，最终，解决方案便是萧山成为杭州的一个行政区，这就是市场取向改革中顺其自然出现同质化不断发展的一种一体化结果。但只要它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成渝地区之间的基本情况是同在省级政府行政平台上的区域竞合关系，但也不排除两地发展出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我建议，两地政府可在尊重各自行政管辖权的前提下，从大局出发，对涉及跨域发展的事项做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基本精神是放手让市场主体在竞争中间做大做强，政府方面则以做好“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发挥为重点，匹配机制体制的创新探索。
6、对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三角、粤港澳等一体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贾康：粤港澳和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得早一些，也比成渝地区成熟一些，但各个区域和城市之间，同样存在着竞争关系。它们的经验可供借鉴，但也不能直接套用。我认为，对成渝地区来说，最有价值的是粤港澳和长三角“用发展解决问题”、处理各种需协调的关系的思维和观念。
广州与深圳因为毗邻香港、澳门，有自特区建立开始“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优越条件，在多年的发展中，认准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朴素真理，并据此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和文化认知。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各层企业，都心里有数，奔着发展去。与粤港澳类似的长三角，也可作这一视角的观察：比如浙江温州地区，因为过去地处海防前线，国家经建投入很少，但改革开放后主要激发民间草根的力量，让鸡毛换糖的小打小闹，发展为前店后厂，最终让小生意、小商品做出规模，并正确处理打击假冒伪劣和保护创业积极性升级发展的关系，结果使温州崛起成为除杭嘉湖地区之外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在后来发展之中出现起伏之后，又做出适当调试，重整旗鼓继续寻求大发展。
我认为，推动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除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力作用之外，还应当注意引导辖区内国民的观念更新，让大家更好认识发展这个硬道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心中有定识，拼搏有定力，减少扯皮摩擦，聚精会神谋发展。四川，尤其是前些年省会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探索开拓，重庆直辖后山城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的不断完善等等，都意味着支撑繁荣发展的硬件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今后在物质文明层面之上还要有精神文明顺势而为的提升，结合成渝地区人民吃苦耐劳、乐生进取的精神，应当继续向上追求高质量发展，可结合两地的文化积淀，让成渝地区的发展更具自身的特色，并能够对接周边、对接西南、对接全国与全球市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形成支撑经济和产业发展强劲不竭的动力。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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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本文系川报观察的采访原本）
（作者：贾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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