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扩权”等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例如，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澳门之间面临“对等”问题。解决对等问题，需要中央对深圳授权，授权并非为了深圳，而是要和香港、澳门关联起来。
深圳——从缺少科技人才、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到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孕育出一批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关于“深圳经验”的讨论和思考从未停歇。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深圳2019年GDP已接近2.7万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而今，深圳又承担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级”任务。在充分市场化，“小政府，大社会”等讨论之外，深圳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到如今的经济体量，深圳的下一步如何走？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
在唐杰看来，深圳从初期低层次起步到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没偷懒，没耍滑，逐步向上攀登，长达四十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形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
谈及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唐杰认为，以单一城市论GDP的时代已经结束，深圳需要借助都市圈，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发展机遇，以创新给大规模制造引路。
深圳如何走向创新
《21世纪》：你曾经说过，深圳一直都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转型节点有哪几次？
唐杰：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全城做贸易”，但当时中央认为特区不是用来做贸易，也不是政策“套利”的，而是要做工业化、城市化，这就有了深圳的第一次转型。自1985年开始，深圳正式开启工业化，当时定的原则是外商投资、“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制造、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
深圳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5年，由“三来一补”转向模仿型生产制造。当时，很多人说深圳是靠特区政策“养起来”的，特区的一些政策也逐渐被取消，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城市的政策差异被抹平，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在深圳投资的港台商人迁走他处，但经过“三来一补”，深圳已经逐渐建立起大规模生产和装配能力。模仿时代出现了“山寨”经济现象，使得深圳开始具备供应链生产能力。
深圳第三次转型发生在21世纪初。2002年末发表的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极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争论中，深圳已经在发生变化——1999年10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席首届高交会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当时，华为、中兴以及具有核心技术位居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型群体崛起，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
深圳第四次转型发生在2010年以后，这是持续创新转型的阶段。深圳在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多个领域，都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21世纪》：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决定了创新的结果，但深圳早期在这些方面并不占优势，深圳走向创新是怎样发生的？
唐杰：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人才匮乏，的确是从低端起步，从做贸易、“三来一补”、模仿制造，到真正的品牌制造，最终走到了创新。
回头看看“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照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深圳装配，深圳的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再看“模仿制造”，从发展经济学而言，模仿制造本质是知识外溢的过程，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都经历了先模仿、再自我制造的过程。“山寨”实际上激发了一种灵活异常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
深圳的发展路径其实并不特殊，模仿、山寨、创新的每一步都走过，只是每一步走得特别快，没偷懒，没耍滑，也没有捷径，这种持续上台阶式的转型过程像是民间所说的“爬锅底”，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逐步向上攀登，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40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
政府与市场的互生关系
《21世纪》：在深圳走向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唐杰：以深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验来看，创新过程需要公共知识和私有知识，政府创造的公共知识越多，企业受益就越大。政府发挥的是知识的汇聚和创造作用，企业处在微观经济各个角落，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政府把各种信息汇集起来就是培育了森林。
举例而言，深圳自2009年开始举办IT领袖峰会，邀请全球IT界的领军人物汇聚深圳，从企业家处听取问题反馈和产业前瞻，最终会反映在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中。
同时，深圳是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较为健全的地方，保护专利既让企业获利，且当专利高度集中在重点产业里，转型就发生了。
另外一个是政府资助的例子。据我们研究，自2012年至2015年，深圳科创委花了40亿资助约8000家中小企业，鼓励其投入研发。这8000家企业在2012年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到了2015年这一占比达到11.5%。刨除企业自身增长因素，比较研究发现，同期获得资助和未获资助企业增长速度相差了2-3个百分点。
政府资助经常会产生“挤出效应”，但这8000家科创企业行为标准差很小，它们在获得政府资助的基础上，仍将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在操作层面，深圳资助企业创新，考虑了企业创新人才、专利数量等多项指标，鼓励企业招聘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积极申请专利。深圳还推广了一项制度——专利技术可以抵押，这解决了困扰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
因此，政府和市场不是简单的A决定B的关系，而是互生的关系，政府的聪明之处在于，它要能够撬动企业的难处。
《21世纪》：深圳素有“小政府”之称，有所为有所不为，深圳在这方面有何可供借鉴之处？
唐杰：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1997年深圳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包括国有管理体系、知识产权体系等，当时的国家体改委评价深圳“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小政府”的意思不是不做事，而是按规矩办事。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有多样化的思想，多样化的讨论，政府的眼界更加开阔，改革开放的意识更浓。改革的想法之后一定要形成体系，改革体系最后往往是落实为法律。市场的一定是法制的，没有法制就不会有市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成立30周年。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正式授予深圳立法权。截至2020年7月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布立法已经上升为369件，其中修改、修正过的立法为225件，一件立法平均8-10年就会修改或修正，并随经济发展和立法体系变化决定法律的废止。
深圳很多立法走在了全国前列，涵盖了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很多方面构成了中国创新立法的基础。小政府的“小”是指被约束，界限明确，深圳政府做决策，很少具体对某一家企业的事拍板，而是按照特定的规矩，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法的约束。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很大程度就是中央肯定了深圳的依法治市。
以单一城市论GDP时代已结束
《21世纪》：深圳的产业选择一定程度受制于资源禀赋，尤其是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近年来可能越来越突显，有观点认为土地问题导致了深圳的高房价以及产业外迁，你怎么看？
唐杰：从经济学的解释看，城市是因为集聚产生的，大量人口集聚在一个空间内，它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高人口密度和高经济密度造成土地稀缺性，这带来了高房价。
深圳市土地面积1997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有效开发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需容纳2万人，为其提供住房、办公、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不可能什么都做，而是要走向创新高地，以高端创新给大规模制造引路。以单一城市论GDP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应有之义。
当前舆论对“高房价”有热议，但其背后有客观原因。要从城市群的角度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深圳要与珠三角周边地区加强联系，向东与惠州、向西与中山、向北与东莞连通，构建大都市圈，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发展机遇。
“高房价”反映了大湾区建设在交通联系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参考境内外经验，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大都市跨区域通勤轨道交通已经公交化。深圳人为什么不出去，原因之一是没有足够便捷的交通。
再以上海作为参照，上海在虹桥、浦东之外的第三机场，并非建在本市，而是修建在江苏南通，这是一个自然的扩散过程。
《21世纪》：为了推进区域协同，更好地统筹发展，深圳可以怎么做？
唐杰：深圳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2.69万亿元，香港约为2.50万亿元，深圳经济规模达到如今的体量，已经足以对香港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香港有5所大学排在世界前100名，电子工程、生命科学、化学工程等学科实力名列前茅。目前，香港面临科学技术如何产业化的问题，深圳虽有完善的供应链优势，但是产业缺少基础科学支撑，深港双方可形成产学研互补。
当前，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正在建设，若政策上给予一定开放支持，按照福田区每平方公里容纳5万就业人口计算，落马洲河套区深港加起来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可容纳20万就业人口，加之周边市镇加速建设，或能解决30-40万人就业，从而带动香港的经济转型。
（作者：王帆,辛继召,张艺璇 编辑：包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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